“我今天起來感覺特別絕望，有強烈的自殺的想法和衝動。看到橋就想要跳下去，今天還站在工地的樓頂準備跳下去，後來被一個師傅給制止了。您看這種自殺衝動的出現跟我做脫敏治療有關係嗎？”
“我早上起床後，腦內又出現了自殺的想法……我認為是跟昨晚做的脫敏治療有關係。脫敏治療做得挺難受的，還引起自殺的想法。而且秋天情緒波動大，大夫減藥也不輕易減呢。何況還做這種讓人回憶起創傷的脫敏治療。我自己認為脫敏治療起碼不適合我現在做。您怎麽看呢？”
兩次脫敏治療的次日，葛菲出現了試圖自殺的想法、行為，於是她分別給心理咨詢師粟超、於天一發送了上面的信息進行求助。
就在她第二次發出求助信息的10天後，也就是2021年10月22日早上8時許，她被發現從小區單元樓18樓天臺“自主高墜死亡”。那是她過完33歲生日的第三天。
“我很詫異，因為從各項指標看，她現在狀態是越來越好的。”得知葛菲的噩耗後，粟超多次向葛菲母親楊敏解釋。粟超是於天一的督導，也是葛菲最主要的心理咨詢師，前後為她做了6年心理咨詢。
一個月後，楊敏將粟超、於天一所在的北京明心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明心公司）告上了法庭。
經歷了近兩年的漫長審理與等待，2023年11月13日，該案一審宣判：葛菲自殺死亡系外在因素與其內在病癥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案涉咨詢行為，即兩次脫敏治療是次要原因，被告應對原告因葛菲死亡產生的合理損失承擔30%的賠償責任。
楊敏告訴記者，一審判決結果公布後，雙方對判決結果都不滿意，分別提起了上訴。今年3月和6月，二審兩次開庭審理，目前判決結果尚未公布。
過去兩個多月，記者查閱了該案的相關材料，還梳理了六年間葛菲和粟超在心理咨詢室中的大量錄音資料和咨詢筆記，發現某種程度上，葛菲最後自殺，是最殘酷的自我攻擊，也是自我價值垮塌的外顯。
而幫助來訪者建立價值感，也是心理咨詢師的責任所在，牠關乎如何幫助一個人發掘內生力量，看到自身價值，從而完成精神成長。本案中的心理咨詢師是否扮演好這個角色，還有待法院判決。
近些年，心理咨詢行業快速擴張，也伴隨著一些問題出現：心理咨詢行業主管部門不明，自律和監督機制欠缺，心理咨詢服務沒有統一的執業準入標準，咨詢師資質難定，收費標準模糊，導致普通市民在尋求心理咨詢服務時面臨著選擇困境和健康成本。
當大眾對心理服務需求日益高漲，面對商業利益與人本主義的衝突，我們如何維護人的價值？
求生
“小虎崽，你三歲啦！”
葛菲對小虎崽說
葛菲的床還保留著生前的原樣，床上一大半位置留給了玩偶。遺照擺在客廳裡，四週環繞著幾簇仿真花，桌面上站立著葛菲喜歡的二次元動漫手辦。屋裡四處還添置了葛菲從小到大的照片。這些是楊敏親自布置的，牠們安撫了她的內心，仿佛女兒依舊陪伴在身邊。
葛菲床上一大半位置留給了玩偶。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攝
遺像正對面的桌上有一隻巴掌大小的破舊毛絨玩具，楊敏印象裡，那是女兒最心愛的玩偶，女兒為牠取名“小虎崽”。那是八九歲時，她和父母外出遊玩買來的。現在小虎崽的毛色已經洗舊了，斑紋看不清，嘴巴上的裝飾也掉了。
但她很珍惜小虎崽，即便三十多歲了，還是經常把小虎崽攥在手裡，就算遠行遊玩也會帶上小虎崽，為牠擺拍。後來小虎崽的鬍子掉了，葛菲央求媽媽買來一模一樣的鬍子縫補好。
葛菲旅遊會帶著小虎崽，經常為牠擺拍。受訪者供圖
恍然間，楊敏的頭腦裡會閃過女兒和小虎崽說話的模樣，她把小虎崽放到鼻頭上蹭蹭，“小虎崽，你三歲啦！”
葛菲第一次出現精神異常，楊敏還記得很清楚。2013年，葛菲25歲那年，她走在路上，突然大哭大喊，“有人追殺她”。她被人送到了派出所，後腳跟磨出了血，卻渾然不知。事後，葛菲對母親說，當時她對著民警哀求，“請保護爸爸”。
一年前，葛菲父母離婚。直到這時，楊敏才知道擁有小虎崽差不多的時間裡，女兒曾目睹父親和第三者親密的照片。
2017年，葛菲經北京安定醫院診斷患有雙相情感障礙（下文簡稱“雙相”），這是一種抑郁癥狀和狂躁癥狀交替發作的慢性精神疾病。
患病前，在父母眼裡，葛菲是很省心的孩子，性格乖順，學習自覺，成績也頗令人驕傲，本碩皆畢業於國內名校。但她生病後，像變了一個人，楊敏經常不知所措。有一年春節，葛菲躁狂發作，自顧自跑出了家門，楊敏偷偷跟在後面，怕女兒看到自己又會跑遠了。
女兒的情緒也變得容易波動，楊敏說話的語氣稍微重了一點、急促一點，女兒就會不高興。從前幾乎不需要零花錢的女兒，現在開始瘋狂地消費，同款洗衣盆買了三個，她對楊敏解釋，“不知道選擇哪個顏色好，那就都買回來”。之前沒有的青春期叛逆似乎加倍出現了。家裡的毛絨玩具和二次元手辦也越買越多，楊敏感覺女兒仿佛退行成了小孩子，常常把玩偶抱起來，聞一聞親一親，還會和玩偶說話。
楊敏不理解，女兒已經上大學了，丈夫外遇、離婚為什麽會對女兒影響這麽大。儘管她很清楚，父親對女兒來說，如精神偶像般存在。
楊敏說，從懷上女兒到女兒長大，丈夫經常會流露出想要兒子的意思。丈夫解釋，“家族需要延續香火，只有兒子能繼承”。她記得，懷葛菲時，丈夫聽到“酸兒辣女”的說法，經常問她喜歡吃酸的還是辣的。有人說，懷女孩的話，母親會顯得秀氣一點，面貌變化不太大，懷男孩的話，面貌會變得粗糙。她感覺丈夫一直關注著自己的變化，當旁人說像是女兒，他就會不高興。
葛菲出生後，礙於獨生子女政策和體制內職業身份，他們無法再生育。到了1990年代，楊敏因子宮肌瘤摘除子宮後，再無生育希望。那些年，她為了保全家庭，默許丈夫與第三者來往，兩人離婚後，丈夫很快和當年的第三者結婚了。
這一切葛菲看在眼裡。楊敏說，為了不讓父親失望，葛菲學習格外要強用功。中考那會，女兒為成績焦慮，早上起床流淚幹嘔。葛菲的一位高中同學回憶稱，上學時期，葛菲勤奮踏實，努力用功，曾被老師期許，數十年後會成為全班最有出息的學生。
葛菲人生的發展道路與父親高度一致。葛菲的父親對歷史、哲學頗有研究，曾出版多部著作。楊敏回憶，葛菲年幼時，父親會陪讀歷史書籍，經常帶女兒參觀博物館，父女倆經常交流歷史問題。
葛菲的父親研究歷史，小時候葛菲經常跟著父親參觀歷史文物，後來她也走上史學研究道路。受訪者供圖，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翻拍
高考選擇誌願時，葛菲毅然選擇了難就業的歷史學，並本碩連讀。她的碩士導師曾在回憶錄裡讚賞她，有極好的史學研究天分，鼓勵她繼續讀博深造，走學術研究道路。但畢業前，她出現了精神健康問題，只能放棄讀博。2014年碩士畢業後，葛菲進入國家級博物館工作，成為一名研究人員。
回頭來看，丈夫外遇對女兒的影響並非無跡可尋。楊敏記得，幼兒園那會兒，受父親重男輕女思想影響，女兒都跟男孩玩。上了小學後，受到父親外遇的影響，女兒的好朋友就都是女生了。女兒一直是娃娃頭，衣服穿得像小男孩，參加工作後，頭髮才養長了些。
在楊敏眼裡，女兒從小性格隱忍，“很難發現她的喜怒哀樂”。女兒上小學時，有一次半夜睡覺突然口吐白沫，後確診為癲癇。她看女兒精神緊張，詢問女兒是否因為不想學鋼琴，她才承認自己“特別不願意學”。之後停掉了鋼琴課，服藥幾年，癲癇再未發作。
患上雙相前，女兒從沒提過父親外遇給她帶來的傷害。患上雙相後，楊敏怕刺激到她，更不敢主動提起前夫。躁狂發作時，女兒說自己恨父親，但是情緒恢復正常後，又會渴望和父親見面。
“她（葛菲）對於父親又討厭，精神上又依賴。”楊敏說。
作為葛菲唯一的照護者，楊敏過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生活。一方面，楊敏感知到女兒更依賴自己了，想呵護女兒；另一方面，她怕女兒過度依賴，想幫女兒獨立，但又怕女兒覺得施加壓力了。“有點像豆腐掉進灰堆裡，吹不得打不得。”楊敏說。
楊敏曾和女兒去過北京市某精神專科醫院問診，進入診室後，10分鐘就被醫生“打發”出來。葛菲覺得醫生態度冷漠，不肯吃開的藥，“他根本不理解我”。葛菲還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做精神分析治療，兩年後，醫生直言，“我沒有辦法了”，她們只能換心理咨詢師。
恰巧在這個時候，楊敏的朋友介紹了粟超，對方稱粟曾來過其單位做公益心理咨詢，“他各方面表達頭頭是道，口才很好的”。九年過去了，楊敏還記得第一次心理咨詢時，粟超給無助的她們帶來的希望。
更重要的信心來自女兒的反應。在咨詢室裡，楊敏注意到女兒偶爾點點頭。走出咨詢室後，女兒心情似乎愉悅了一些，作為母親，她也跟著舒心了。
回家後，葛菲曾上網查詢了粟超的履歷，連著十余個權威頭銜，令這對母女倍加放心。據新浪“愛問醫生”等多個平臺顯示，粟超自稱曾被中國心理學泰鬥沈德燦教授譽為“新一代天才咨詢師”，自創了“混合實效主義療法”，“至今保持100%咨詢成功率和行業最高的簽約率，累積數千個案”，並成為“中國第一位敢於承諾保證效果無效退款的咨詢師”。
需要一提的是，葛菲的家境相當不錯，父母在體制內都有一番成就，他們習慣於從同一個階層的人脈中打聽各種資源和信息。事實上，他們確實有能力獲取看似最優的資源。一位醫生曾給開國將領看過病，楊敏尋到了對方為葛菲治療，直到對方意外離世。
那次咨詢後，粟超表示葛菲的情況需要進行長程心理咨詢。於是第二次咨詢前，她們充值了13500元。此後，只要每次明心公司客服提醒餘額不夠了，她們就繼續充值。為了治病，這對母女將心理咨詢費當成必要支出，“像吃飯一樣”。
咨詢室之外，楊敏打聽到哪裡有好的精神科醫生，葛菲都願意去看，她還去中醫院針灸治療。還有一次，葛菲看到美國有一例抑郁癥患者經過手術治療病情好轉的新聞，她對母親說，自己想去做手術，不過最終因為疫情未能成行。
2021年9月29日，第一次出現自殺行為後，葛菲回到家，楊敏看到女兒在客廳裡坐立不安，拿著手機到處查找電話，最後，她撥通了北京危機干預熱線，對方建議她去醫院尋求專業救助。另據一審判決書引用的病歷，葛菲產生自殺想法後，曾於2021年9月30日、10月12日兩度前往醫院問診。醫囑開具了處方藥，並建議家屬加強看護。
“孩子想活下去，”楊敏說，“那願望特別強烈。”
“脫敏治療”
“自殺的衝動會有隱藏的不同的動機，也是提醒我們背後有問題需要注意了，咨詢的時候我們可以詳細探討。”
於天一發給葛菲的消息
按照楊敏的說法，女兒的死穴是父親，這也是她患上雙相的主要原因。
於天一是葛菲的陪練咨詢師。根據兩人的聊天記錄，葛菲訴說相親困擾時，發現沒有勇氣找對象，與青春期看到父親和第三者做愛的照片、聽到他和第三者打電話受到的創傷有關係，她怕遭到背叛，之後於天一為她操作了系統脫敏法。
葛菲自訴於天一為自己做脫敏治療的原因是，克服父親外遇給自己帶來的傷害。受訪者供圖
脫敏療法，源於人類對過敏的治療，通俗地說就是用過敏原逐漸刺激患者，讓其機體緩慢適應，直至不會再產生生理性過敏反應。當這一療法用在精神治療上，也意味著，脫敏治療將直擊葛菲人生中最痛苦的創傷。
楊敏記得，2021年9月27日，第一次脫敏治療以角色互換的方式進行。當時，於天一扮演葛菲，而葛菲扮演好友來傾聽，於向葛菲傾訴了父親外遇的內容。過去的痛苦重現在眼前，一旁的楊敏看到女兒沈浸在於天一的講述中，眼眶含淚。
十分鐘不到，葛菲情緒失控了，脫敏治療無法繼續，於天一開始讓葛菲呼吸、放鬆。
走出咨詢室後，葛菲眼眶含淚，對母親說“特別難受”。回家路上，葛菲向於天一的督導、葛菲的心理咨詢師粟超發送微信，詢問自己是否適合做系統脫敏法。
葛菲明確表示，自己並不想跟男生相親聊天、也不想找對象，“覺得一個人過也挺好的”。
“這個阻礙在哪呢？”粟超回復葛菲：“創傷緩解了。信心和願望都會加強一點。回避行為和感受會好一點。”
葛菲向粟超表示感謝，說自己會繼續跟於天一做脫敏治療。
過了兩天，9月29日中午，葛菲去藥店抓完藥之後，途經工地，站上了二樓的空調外機，想要輕生，幸好有工人碰見順利阻勸。
當天，她很快向粟超反映了自殺情況，說自己這兩天早上起床感覺“特別絕望”，並詢問情緒的產生是否和脫敏治療有關。
“真慘，不容易呀這兩天。”粟超回復。他又問葛菲，當天脫敏治療是否按照流程調整情緒，他讓葛菲思考為什麽沒有這樣做。他提醒葛菲，重點關注情緒，特別需要覺察脫敏治療的過程中出現的警報。
葛菲又給於天一發送相似的消息。於天一的回復思路和粟超一致，她追問葛菲具體想到什麽難受，“可以多自我對話，問問自己卡在哪裡了”。
第一次脫敏治療後，9月29日葛菲向於天一、粟超反映了自殺行為。受訪者供圖
於天一讓葛菲按流程調整安撫一下內心，葛菲給於天一發送了語音，努力安撫自己：“現在你很傷心。有我在陪著你，你就不用那麽傷心了。你現在想幹點什麽？我陪著你做，有我在，你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來抱抱你好嗎？......”
說完，她又問於天一：“你看我這麽安慰行不行啊？”
於天一解釋，自殺衝動會有隱藏的不同動機，也是提醒我們背後有問題需要注意了，“下次咨詢的時候可以詳細討論細節”。不過，於天一也表示是否繼續脫敏，將根據葛菲的情況和意願決定，“沒有應該和必須哦”。
但第二次脫敏治療又繼續了。
下一次的心理咨詢安排在國慶假期後，10月11日晚上，楊敏再次陪同葛菲來到心理咨詢室，她當場反對再為葛菲操作脫敏療法，“我說她不適合做這脫敏，她屬於特別敏感、心重的人，上次做完了以後就特別難受，一個多星期都緩不過來，而且還出現過一次自殺行為。”
楊敏回憶，於天一表示自己和粟超溝通了情況，可以降低難度，於是又一次實行了脫敏治療。走出咨詢室後，葛菲帶著哭腔，一臉痛苦地對母親說：“於老師說我爸不愛我......她瞎說！我爸是愛我的！”
這次脫敏治療再一次將葛菲卷進了負面情緒裡。第二天早上，葛菲再次發消息給於天一，說自己早上起床後又出現了自殺的想法，“我認為是跟昨晚做的脫敏治療有關係，脫敏治療做得挺難受的。”
“我自己認為脫敏治療起碼不適合我現在做。您怎麽看呢？”她又一次禮貌地詢問於天一的看法。
於天一誇贊了葛菲：“不是回避了，太棒了，有很大進步。”關於脫敏治療，她補充說道，”如果您觀察現實發現現在難度還是對於自己有些大的話，我們可以再降或者先目前暫緩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商量著來。”
葛菲與於天一的聊天記錄。 受訪者供圖
幾乎是相同的時間，葛菲向粟超發送消息，稱於天一降低難度為自己做了脫敏治療，她仍然很難受。
粟超回復，應該是難度太大，可以和於天一研究一下溝通過程本身是否需要優化，如果不想做也可以不先急著脫敏。
第二次脫敏治療後，10月12日葛菲曾向粟超反映自己出現了自殺想法。受訪者供圖
10月18日，葛菲再次出現了自殺行為。這天，由於精神狀況不好，她請假沒上班。出警記錄顯示，上午，葛菲在家附近準備跳天橋，被週圍的市民救下並報警。此時，距離第二次脫敏治療結束剛好一週。
那天傍晚，輪到粟超為葛菲做心理咨詢，這也是葛菲所做的最後一次心理咨詢。
一見到粟超，楊敏質問粟超，家屬已經反映了脫敏治療給葛菲帶來負面影響，為什麽於天一執意繼續。葛菲制止了母親，“媽，你不能這麽強勢”。出於照顧女兒的感受，楊敏停止了理論。她記得，那次心理咨詢中，粟超沒有提及之前葛菲的兩段自殺未遂經歷，結束咨詢時，隻提出讓客服發幾個量表給葛菲檢測。
當葛菲做完《UCLA孤獨量表》、《社交回避及苦惱量表》、《貝克抑郁自評量表》後，客服發來了葛菲最在意的《父親在位問卷》，一個小時後，葛菲完成了問卷並返還客服。
這份問卷至今留在她的電腦桌面上，她標黃了選項：“父親在我的人生中總是占據了無可替代的特殊位置”、“我總是需要父親，卻也表示經常對父親很失望，從不想成為父親那樣的人”，她很贊同“父親會影響子女的道德觀、精神信念和行為”。
隔天早上，葛菲主動詢問客服量表結果。客服返回了四個量表的結果：“粟老師讓這邊轉達，貝克抑郁量表剛剛貼著中度（抑郁）的線，要加油哦，進步很大。”
葛菲一直沒有回復。直到第二天淩晨12點半，葛菲回復：“好的，謝謝。我會努力的！”
在楊敏看來，量表是壓倒葛菲的最後一根稻草，特別是《父親在位問卷》再次觸及女兒最深最痛的傷口。楊敏曾在客廳隨口問起葛菲量表結果，當時葛菲語氣低沈地說：“太絕望了。”
那晚，考慮到女兒狀態不好，楊敏主動提出陪女兒睡覺，過了一個多小時，她看女兒沒有翻身，猜測睡著了，便輕聲離開。
早上八點左右，楊敏醒來後，第一時間去女兒房間，女兒不在，小虎崽坐在床頭櫃上，拖鞋放在門口。她立刻出門尋找，單元樓門口停了救護車，地面上隱約躺著一個人，一塊白布蓋住了全身。當她得知墜樓的是女兒時，止不住地哭。
楊敏意識到，跳樓前女兒已經絕望了。從二樓到天橋再到十八樓，伴隨著下墜高度的爬升，她自殺的意念也愈發強烈。
“你跟我講的時候，我很詫異，因為從各項指標看，她現在狀態是越來越好的。”根據楊敏提供的錄音，粟超事後對她表示，“她的自殺構想或者自殺計劃沒有完全告訴我們，這是最可怕的一點，非常可怕。”
這一次，葛菲沒有再向她的兩名心理咨詢師求助。
官司
“中國心理咨詢行業現處於發展初期，管理相對滯後，儘管尚未制定統一的行業規範和技術標準對咨詢行為進行指引，但不意味著從業人員可以隨意行事、不受約束。”
摘自一審判決書
女兒墜亡後，楊敏不知道脫敏治療的過錯究竟在哪裡，但直覺告訴她有問題——她說，脫敏治療前，女兒從未採取自殺行為。楊敏決定起訴明心公司，為女兒討回公道。
2022年3月，一審開庭審理。雙方的爭議焦點是，案涉心理咨詢行為與葛菲自殺身亡的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粟超不認為自己和於天一的行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案發後，楊敏曾到明心公司和粟超理論，錄音中，粟超多次提到，心理咨詢是高危行業，國家資格認證已經取消，在他看來，這意味著“牠（法律）保護咨詢師，不是保護來訪者”。
明心公司方辯稱，聘用於天一從事心理咨詢師工作並未違反任何法律規定。2017年9月起，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已被取消，依據是《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於公布國家職業資格目錄的通知》，其中“心理咨詢師”未列入目錄。另外，他們引用《常見問題解答（2022版）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詢師基礎培訓項目》表示，“心理咨詢現在是非準入行業，沒有全國統一政策明確具備什麽樣的資格才能從事心理咨詢工作”。
並且，經過針對性培訓，於已經具備甚至超出了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取消的二級心理咨詢師應具備的知識和能力，明心公司指派於向葛菲提供心理咨詢服務並無不妥。同時，葛菲及其家屬也從未對於的專業能力提出過任何質疑。
但是，法院調取的於天一的個人資料顯示，“畢業前學歷教育非心理學及相關專業，是否進行過系統的專業知識學習不能明確”——2018年，於天一本科畢業於哈爾濱工程大學工商管理專業，而畢業後的教育培訓經歷僅提供了在明心公司接受的312小時以上的心理咨詢技能訓練和模擬咨詢訓練的學習證明，以及為考取應用心理學碩士參加的商業機構培訓學習證明。
楊敏方提出，系統脫敏法屬於心理治療措施，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中關於“心理咨詢人員不得從事心理治療或者精神障礙的診斷、治療”的規定，且操作方法不當，存在過錯。
為了證明於天一操作系統脫敏法的合理性，明心公司方提交了《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資格二級）》國家職業資格培訓教程、《心理治療規範》，其中均載有系統脫敏法的內容，擬證明其是心理咨詢中最常見、最成熟的方法和必須掌握的技能，可以適用於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於天一按照相關規範提供咨詢服務，過程中一直與葛菲溝通，照顧其情緒，符合規範要求。
此外，明心公司方還提供了葛菲與於天一、粟超簽署的咨詢確認書，其中提到，“不自殘、自殺，對自己行為負全責......或因自身原因造成情緒失控而發生的自傷、自殘、自殺等後果，咨詢師與咨詢機構不承擔責任”，這份確認書在被告提交法庭的證據目錄中，稱作“不自殺承諾書”。
明心公司方還主張，葛菲的精神健康和原生家庭情況具有特殊性：葛菲在生活中承受著工作學業、情感婚姻、原生家庭的沈重壓力，這是導致其自殺的根本原因。並且，在於天一向葛菲提供服務前，葛菲已多次產生自殺傾向。
根據法院調取的資料，葛菲自2013年左右出現精神異常，長期在醫療機構接受治療，2017年經醫療機構診斷為雙相，在治療過程中會不定期出現妄想和自殺想法。
這次開庭之後，庭審結果遲遲未出。楊敏開始給法官寫信。此後，楊敏收到法院通知，鑒於案件疑難複雜、社會影響較大，由獨任法庭轉為合議制審理，將依法組成合議庭。
2023年5月，一審第二次開庭，召開了七人合議庭，有三個法官、四個人民陪審員。此後，案件在6月和10月兩次開庭。最難熬的那段時間，楊敏會翻找女兒的手機，尋找線索。
2023年11月13日，一審宣判。法院認為，粟超、於天一在獲悉葛菲首次系統脫敏訓練後出現自殺想法及自殺行為時，沒有給予重視，沒有對葛菲出現的心理危機及自殺風險進行識別、評估，沒有就葛菲反饋的自殺行為的嚴重性提示家屬加強關注、監護和就醫治療，沒有根據葛菲的實際感受和個體情況從避免傷害的角度停止使用系統脫敏法進行咨詢；粟超在知曉葛菲第二次系統脫敏訓練後再次出現自殺行為時，未及時對其自殺風險進行評估，未就其自殺行為的嚴重性給予重視並提示家屬關注、監護和就醫治療。
一審判決書稱，可以認定被告工作人員對葛菲的危機干預不當，存在過錯。
儘管2017年9月後，國家層面上停止了心理咨詢師職業技能鑒定和職業資格證書的發放，但是法院認為，這並不意味著該職業的從業要求被取消。根據《北京市精神衛生條例》《北京市心理咨詢服務行為規範》《北京市心理咨詢行業管理辦法》等地方性法規及規範文件，法院認為：在本市從事心理咨詢服務工作的人員，需要具備心理學專業學歷證書，或精神科執業醫師資格，或從事專業相關工作並取得一定技術職稱的條件要求。
而於天一的畢業前學歷教育和畢業後教育培訓經歷，讓法院認定，於天一不符合心理咨詢的執業要求。一審判決書稱：於天一在專業勝任力不足的情況下，為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葛菲進行心理咨詢，期間未規範使用系統脫敏法，讓葛菲回憶了最為痛苦的人生經歷，產生了不良應激；又未能及時識別葛菲的自殺風險，未提醒家屬加強關注，並停止不當咨詢行為，最終導致葛菲自殺死亡。
同時，法院認為葛菲出具的不自殺承諾書，不能作為兩名咨詢師未盡專業義務的免責依據。但是，葛菲的自身處境也成為了法院裁決的考量因素之一。最終，法院綜合併權衡葛菲個人經歷及自身疾病、被告過錯、心理咨詢行業發展現狀等因素，認為葛菲的死亡是外在因素與其內在病癥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案涉咨詢行為是其死亡的“次要原因”。
訴訟中，楊敏曾申請追加於天一、粟超作為該案的共同被告，法院認為兩人的過錯行為未超出職務範圍，該項申請缺乏法律依據，不作準予。
一審法院認定，由於粟超、於天一是在完成心理咨詢工作過程中引發不良後果，法院判處明心公司承擔了侵權替代責任，應對原告楊敏因葛菲死亡產生的合理損失承擔30%的賠償責任，賠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56萬余元。
一審判決書還稱，葛菲父親自願放棄本案權利主張。
隱秘的心理咨詢室
“想成為自己。”
葛菲在筆記本上寫道
回聽心理咨詢室的錄音資料時，總有一陣“沙沙沙”的聲響，那是楊敏母女的筆記聲。每次她們都會帶著紙筆去到心理咨詢室，像學生找老師補課：粟超提問情緒思維等公式，葛菲回答錯了，粟超公布正確答案，母女倆開始做筆記。母親用手機錄音，方便女兒復習。
從咨詢室錄音和母女的咨詢筆記來看，粟超常常傳授技巧和套路。葛菲曾傾訴自己感覺孤獨無聊，嘗試過和同事聊天，但還是害怕如果媽媽離開了自己不知道怎麽辦。
“你這不就（是）情緒上的孤獨嗎？”粟超說，“如果你現在有個男朋友，那就不存在了。”
粟超解釋，社交上的孤獨可以和同事聊天得到滿足，而情緒上的孤獨是需要通過肢體接觸解決，比如親吻、擁抱、玩遊戲，“現在就缺了這種狀態”。
之後，葛菲講述了和相親對象看電影的經歷。粟超說，對方覺得好看的地方，要向他表達認同，“一定是他自己覺得好的地方，你再認同他”。
“這就是今天的小技巧。”粟超教育葛菲，你要多看主流娛樂節目，學習別人表達口語化，“你的話語就變得比較柔和，受大家歡迎了”。
“別忘了還有形體，表現女性特質，才能吸引到那些可能符合你要求的男性。”粟超反問道，“當你去邀請人家，才能把人家給誘惑出來，是不是？”
這個邏輯和他在情感咨詢師培訓班網課中的分享一致。粟超說，想獲得美好愛情，來訪者應該重視“長相吸引力規則”。他認為要娃娃臉和成熟臉相結合，他還總結出了公式：一個人的“綜合吸引力=長相吸引力×伴侶接納自己的可能性”。
粟超在唯庫網課中講授女性“吸引力法則”。圖源唯庫網課
然而，坐在粟超面前的葛菲是一個不喜打扮的女孩。她穿衣樸素，不用化妝品，在筆記本上，她多次吐露因服用精神藥物變胖、長青春痘的自卑情緒。她自訴有時起床後不敢面對世界，怕被拒絕。
葛菲也多次對粟超表示，自己不想找對象，比如在2020年9月4日的咨詢中，葛菲明確說過，“對於男朋友，因為我受過父親傷害，我實在是不太想找”。
有時，葛菲對找對象的態度有些搖擺。在2020年2月的咨詢筆記裡，葛菲寫道，“開始不信任粟老師”，他讓我結婚、找對象。不過，她坦承，“我內心確實有一點點這個需求”。
楊敏告訴記者，葛菲從未交往過對象。當葛菲生病後，情緒波動大，她認為女兒當時的精神情況難以應付複雜微妙的戀愛關係，不適合找對象。但在咨詢中，粟超經常引導葛菲“需要有親密關係”。在粟超的鼓動下，葛菲讓她幫忙。楊敏搭線過五六個相親對象，但是葛菲認為對方“大男子主義”、“不尊重女性”，總是不了了之。
而葛菲在相親中連連受挫，正是於天一操作系統脫敏法的導火索。訴訟中，明心公司稱，楊敏表達了希望女兒戀愛結婚的想法，因此葛菲希望嘗試系統脫敏法幫助自己逐漸適應與異性接觸。但明心公司未提供相關證據，一審法院也未采納他們關於案涉咨詢過程的說法。記者回聽了22個小時咨詢錄音，並查閱了葛菲的咨詢筆記，未找到相關佐證。
關於粟超的咨詢風格，可以從他的微博主頁說起。在由他本人認證的微博賬號上，從2015年至今的9年裡，他堅持每日更新一條心理學術語的名詞解釋（鮮少其他內容）。這個習慣延續到了咨詢室內部。在咨詢錄音裡，粟超將心理學專業術語信手拈來，如“潛意識”、“覺察”等等，並且習慣用概念分析人。
葛菲不想上班的心理，被粟超解讀為“自戀”。葛菲的工作單位四週是城墻，由於父親的影響，她認為那裡是封建制度對女性的壓迫，恐懼上班，每次走近單位都會幹嘔。粟超說，期待環境變成符合自己期待的最美好的狀態，這是自戀。
葛菲相信粟超的專業性，她把粟超的勸誡寫進筆記本中，“如何克服自己不想上班的自戀心理”。楊敏說，哪怕她為女兒請了假，女兒還是會堅持上班。
粟超解讀“不想上班”是自戀，葛菲內化了這種說法。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攝
粟超崇尚通過訓練改變行為認知。他曾讓葛菲平時多對著鏡子做自我對話，可是葛菲說自己喜歡和毛絨玩具說話，不習慣看鏡子中的自己，粟超稱要“修改掉”原有習慣。
對於粟超的訓練，葛菲曾經反抗過。一位和葛菲關係親近的醫生過世後，她在咨詢室中自訴很悲傷，追悼會當天哭了很久。
“你沒有行動來解決問題。”粟超說，當你產生情緒衝動，一定要在情緒出現前0.2秒阻止，“我們一定要不停地加強訓練。”
“不能阻止。”葛菲難得堅決地表態，“我的性格就是壓抑了太多情緒，所以在內部造成了破壞，我內心現在已經承受不了這種訓練了。”
第二次脫敏治療後，葛菲出現了自殺行為向粟超反映後，粟超給葛菲布置了覺察自戀爆發等作業。
這種訓練是粟超自創的混合實效主義療法。在他2017年出版的《心理咨詢實用技術手冊》一書中稱，“該療法以實用主義哲學理念為基礎，重視療效、咨詢效率、來訪者個人特質、動機和深層問題。從道理、方法和技巧三個層面分別輔導來訪者理性和潛意識部分，改善來訪者癥狀，緩解來訪者心理衝突，去除不良思維模式，不良行為模式，不良人際互動模式，緩解創傷帶來的影響，改變來訪者不良信念系統，因人而異優化人格，促使來訪者往更快樂、更成功、更幸福的方向發展”。
咨詢師王瑩瑩至今還記得，當粟超告訴她自己獨創了療法，給彼時剛入行的她帶來的內心震動。那是2013年左右，40多歲的王瑩瑩改行進入心理咨詢行業，在一次同行交流會上認識了粟超，她印象中，粟還沒有現在的絡腮胡，27歲左右，看起來很年輕、沈穩。
當時，王瑩瑩剛接觸精神分析理論，總覺得很深奧，“腦子也轉不過來”。面對年輕有為的粟超，“很羞愧”。
或許粟超是真的相信，這些手段可以“幫助”到葛菲，因為他就是這樣“幫助”了自己。根據楊敏提供的錄音，葛菲墜亡後，粟超在為自己和於天一解釋時，曾親述抗抑郁經歷。他稱父母希望他考上哈佛大學，儘管他成績優異，但難以達到父母的目標，所以中學時陷入抑郁癥四五年，倍感痛苦，他割腕、用烙鐵燙自己。
他飽受“自戀”情結的折磨：“我就覺得這個世界應該為我改變，我就覺得我跟別人不一樣，我一定是高於別人的。”
他自述，後來他買書訓練自己、改變習慣。同時他參加比賽，贏過了高材生，和大學教授聊天發現自己看問題更深遠。用他的話說，“一邊治療一邊讓自己變得更成功”。
記者調查了解到，粟超1986年出生，比葛菲大兩歲，從心理學領域的教育經歷看，2010年他考取了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資格證書，2012年北京大學自考本科心理學畢業，2017年參加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研修班，2022年獲得了心理學碩士學位。
楊敏曾向法院申請調查粟超的高中學歷證書、協會會員證書及對其進行精神司法鑒定，法院認為，與案件缺乏關聯性，不作準予。
沈勇強是上海師範大學心理學院退休教授，曾在日本學習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他告訴記者，心理咨詢雖然流派眾多，但是以來訪者的福祉為第一位是共同準則，要求對來訪者尊重、熱情、真誠，無條件地積極關注以及共情式理解，以此與來訪者建立良好的咨訪關係，繼而發掘對方的內生力量，讓其改變自己。而一切的前提是，咨詢師必須保持價值中立，不強加個人價值。
郝小藝曾任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精神科心理治療師，本碩皆畢業於海外高校的心理咨詢專業。她表示不了解粟超的“混合實效主義療法”的具體含義，但已有的理論或流派的創立需要不斷的研究論證和大量的實踐練習，才能證明有效性和可信度。此外，她提醒記者，行業倫理守則是心理咨詢師必須要遵守的原則，也是識別咨詢師是否專業的重要標尺。
“尊重尋求專業服務者的價值觀，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尋求專業服務者”，也寫進了2018年《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工作倫理守則》（第二版）中。
“很壓抑，”郝小藝看完咨詢室錄音資料說道。她認為粟超、於天一的心理咨詢過程有一個共通的問題——咨詢師的視角是圍繞問題本身進行，強調個人行為的矯正，不討論環境因素和來訪者自身的感受想法，會進一步加深來訪者在環境下的無力感。
在郝小藝看來，在他們的咨詢關係中，雙方並不是平等的地位，粟超的地位和話語權淩駕於來訪者之上，完全主導了對話，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葛菲身上。
“咨詢本身也是一個賦權的過程，”郝小藝說，一定要在咨詢當中，賦予來訪者安全的表達空間，讓對方的權利受到尊重並且得到充分的釋放，如此會讓對方產生能量去建立現實生活。但如果咨詢師妄自評判來訪者，會造成對方權利和能力進一步喪失。特別是當咨詢師和來訪者建立了信任，咨詢師的不認可、攻擊會給來訪者帶來更大的傷害。
實際上，在脫敏治療前，葛菲曾多次在聊天記錄裡反映過兩名咨詢師的問題。2021年，她曾說自己跟於天一做完咨詢挺難受的，“覺得自己一點價值都沒有”，她詢問怎麽調節心態；2020年，葛菲稱自己不太信任粟超，一復習上課內容就覺得邏輯荒唐可笑，“內心怕被洗腦”。
葛菲曾向兩名咨詢師反映心理咨詢過程中的不適感。受訪者供圖
但是，最後葛菲的疑惑分別被兩名咨詢師說服了。
錯位與濫用
“醫生跟我說過幾次，心理咨詢沒什麽用，所以我心裡完全沒有底，但我怎麽敢停下來呢？不管怎麽說，我看到女兒更輕鬆走出咨詢室，我肯定舒心吶。所以我才那麽信任他，他讓我提醒孩子每天記錄18 項記錄，不讓我去做專業事情以外的事情，我乖乖地聽話。”
楊敏
儘管陪同女兒咨詢六年了，但楊敏對心理咨詢有很多疑惑。她自問：我真的了解心理咨詢嗎？
楊敏為女兒做咨詢筆記。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攝
沈勇強認可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的價值，“僅靠生物醫學治療無法改變一個精神障礙患者的心理活動時，需要心理治療技術手段的協同”。多位被大眾熟知的精神學大師正是精神科醫生出身，如弗洛伊德和榮格等。
不過，沈勇強也了解到，21世紀初，心理咨詢在國內剛起步的時候，很多精神科醫生認為心理咨詢沒有用，甚至很反感。1980年代，很多精神科醫生參加了學習培訓項目，偏見才慢慢修正。
心理學發源於古希臘哲學，當時的哲學思考奠定了對人類意識和行為研究的基礎。20年代中後期，美國心理學家羅傑斯和馬斯洛等人發展了人本主義心理學，關注個體的自我實現和潛能發展。他們主張以“來訪者中心”的咨詢方式，尊重個體的主觀體驗和內在成長，強調共情和非評判的咨詢環境，這些原則仍是當下心理咨詢的核心基礎。
20世紀初，西方心理學便傳入中國。然而，2000年前，社會面的心理咨詢如荒漠般存在，專業服務集中在精神專科醫院和學校等體制內單位。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嚴重短缺，面向社會的營利性心理咨詢機構寥寥無幾。
生機和危機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國內心理咨詢師職業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那一年，勞動部（現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頒布《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標準（試行）》，心理咨詢師被正式列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只不過劃分到了“商業、服務業人員”大類，這意味著牠的技能屬性和保健按摩師、美容美發師一樣。
於是，本來應屬於“專業技術人員”的心理咨詢師，劃到了“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大類下。之後，心理咨詢師一職尷尬的錯位便持續存在。
心理咨詢師的職業發展路徑還有一個分支。據王東美等人的論文《中國臨床與咨詢心理學百年發展簡史（1921-2021）》介紹，2002年，衛生部將心理治療納入衛生專業技師資格考試體系，當時一些地方衛生部門隻允許醫學背景的人員參加考試，導致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長期較少。至2015年，心理治療師資格考試開始對心理學專業背景的人員開放，心理治療師的人數才日漸龐大起來。相較於市場面向的心理咨詢師，這一脈絡的心理治療師相對擁有更專業的學習和職業訓練，但由於準入門檻較高，人數遠遠少於心理咨詢師。
沈勇強為此感到擔憂，“牠（心理咨詢）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在國外，不是所有專業背景的人都能考心理咨詢師資格證。只有具備臨床心理學或者心理咨詢方向碩士以上學歷，以及具備臨床實習經驗，才有資格考取心理咨詢師國家資格證。
考取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證也不代表專業能力過關。沈勇強了解到，雖然之前國家要求本科才能考證，但一些人弄了假的本科證，“無從考證”。還有一次，他在南京碰到一個考取二級咨詢師證的咨詢師，對方說自己什麽都不懂，“只是數次的函授教育，考前接受一次輔導則順利考過”。
“在中國大陸行政管理體制下，極少有哪個與健康有關的行業能長期處於‘主管部門 ’ 不明、自律和監督欠缺的狀態，還能成規模地發展。心理咨詢行業恐怕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立法主要參與者、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謝斌在《心理咨詢行業在中國的困局與出路》一文中表達了對心理咨詢行業生態的擔憂。
回到案涉咨詢行為中，楊敏認為，女兒所做的最後的量表是變相的第三次脫敏治療，對她的心理造成嚴重沖擊。
“咨詢工作中，一旦來訪者出現危機，要把一切工作拋下，先進行危機干預，這是原則。”沈勇強說，當事心理咨詢師沒有第一時間採取危機干預是重大失職。
沈勇強質疑當事咨詢師出具量表的規範性，“給出量表也要有明確的目標”。量表本身只是一個心理測驗工具，在臨床中僅僅作為參考之用，並不能作為診斷的依據。
另外，沈勇強指出，涉事咨詢師最核心的過錯在於，葛菲所患的雙相屬於精神障礙，不屬於心理咨詢的對象，更不能進行治療。此案中，系統脫敏法屬於治療行為，這一點違背了2013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的要求。楊敏方同樣提出了這一主張，但一審判決書稱，系統脫敏法是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均可採用的技術方法，只是於天一採用系統脫敏技術的咨詢行為不當，存在過錯。
據Beaudet.K2016年發表在《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上的一篇論文介紹，系統脫敏療法，是由美國心理學家沃爾普發展出的行為矯正技術，尤其適用於特定恐懼癥、焦慮癥患者，其療效被大量實證研究支持，案例中，一名15歲的自閉癥男孩，從對感冒的姨媽產生恐懼，延伸到害怕所有咳嗽及表現感冒癥狀的人。
系統脫敏療法對流程的規範性要求極為嚴格。研究案例中，研究人員實施了一套規範化步驟，包括觀察評估癥狀、確定治療目標、放鬆技巧訓練、評定15層焦慮等級、逐步脫敏訓練等。在75節治療後，男孩大多數時候，擺脫了對感冒人群的特定恐懼，恢復了環境適應性。
上述案例中，研究人員循序漸進進行分層脫敏干預，而葛菲的案例中，咨詢師實施系統脫敏法的等級為由高到低，沈勇強認為這種做法屬於暴露療法、沖擊療法。患者將完全暴露在創傷面前。此外，系統脫敏法針對的是恐懼癥和焦慮癥，而不包括雙相。
在一線的咨詢工作中，沈勇強發現，來訪者很難理解咨詢師“助人自助”的意涵，大多來訪者習慣依賴咨詢師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楊敏也多次表達困惑，為什麽這麽多年咨詢師一直沒有解決女兒不想上班、怕媽媽離開的問題。
當來訪者依賴咨詢師解決問題，可能會促成咨詢師濫用方法。沈勇強說，一個好的咨詢師是調動來訪者用自身的力量解決問題，當對方生活中出現問題，不是第一時間去到咨詢室，而是通過從咨詢過程中獲得的力量獨立面對困難。
如果來訪者的支持系統比較脆弱，將更難以分辨、離開不合格的咨詢師。沈勇強說，如果葛菲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能夠說話的人，一直壓抑痛苦，也就不難理解，她為什麽會和粟超咨詢這麽久。但沈勇強同樣指出，一個好的咨詢師需要時時覺察，處理來訪者的依賴和移情。
“咨詢當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問題，”沈勇強說，咨詢師需要明確來訪者求助的問題是什麽，再通過信息的收集和評估，聚焦到一個問題上，形成一個診斷性的假設，最後提出幫助的目標。這要求咨詢師必須要有專業的心理學理論和技術方法，“（否則）你隨便找一個人談話也可以”。
對此，郝小藝補充道，心理咨詢對咨詢師的綜合素養要求很高，因為心理困擾的產生並非由一個因素導致，所以需要咨詢師同時具備社會學和生理學的視角，才能對來訪者的處境做出整體性的理解，“如果我們僅靠心理咨詢理論與來訪者溝通，就失去了以一個更宏觀的視角理解對方困擾的機會，更失去了真正看到來訪者個人能力的機會。”
不過，郝小藝也說，通過心理咨詢讓來訪者調動自身力量實現成長是一種理想的狀態。這需要咨詢師和來訪者都具備一定的洞察和思考能力，並且需要來訪者具備改變的動力。但她不認為心理咨詢帶給來訪者的改變難以在現實中落地。當雙方都有一定的積累準備後，咨詢空間裡發生的對話就像一滴水流入河流，會給來訪者的內心帶來漣漪，也許不能夠達到理想的狀態，但會給予來訪者面對現實生活的力量。
在郝小藝看來，陪練咨詢師於天一與粟超一起為葛菲提供心理咨詢，同樣違法了倫理守則。“心理師開始服務時，如知曉尋求專業服務者已經與其同行建立了專業服務關係，而且目前沒有終止或者轉介時，應建議尋求專業服務者繼續在同行處尋求幫助。”
心理咨詢中也有聯合咨詢的方式。郝小藝說，這種設置一般在特殊咨詢場景中進行，出發點是來訪者的福祉和咨詢效果，並且一般由兩位咨詢師與一位來訪者同時在咨詢室中工作。而此案件中，兩位咨詢師很明顯不符合上述情況，更沒有對咨詢設置做出必要性的說明。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聯合咨詢存在風險。沈勇強說，如果兩個人的流派不一樣，方法技術差異很大，信息之間的衝突會導致來訪者摸不清頭腦，“到底我吸收誰的信息”，這些都會影響來訪者的心理活動變化。
與粟超極力向外界呈現的完美形象不同，郝小藝向記者強調，人無完人，心理咨詢師既有自己擅長的領域，也可能會有自己不擅長的議題或人群。因此，當咨詢師意識到勝任力不足時，應當及時轉介。
母女
“我沒離婚之前都是圍著別人轉，好像在為別人活著，離婚以後雖然也是圍著女兒轉，但是這不一樣，最起碼我照顧她是心甘情願的。”
楊敏
記者在咨詢錄音中聽到，楊敏母女曾發生了一次爭吵。事情是這樣的：葛菲給母親買了一個按摩椅，她心裡想的是“為媽媽好”。結果，楊敏並不想要這個按摩椅，“對我好是她想像的”。
粟超問葛菲：“一開始給媽媽買按摩椅是哪個點？”
“完美主義，規則唄，”葛菲回答。
“沒錯，所以你看關鍵點就在這。”粟超又問道，“那對媽媽好是滿足你的什麽需求？”
“我自戀，想要被她愛。”
葛菲的筆記本多處寫道，“不依賴、不完美主義、不自我為中心、不貪心”。
“對，所以你看這兩個點，自戀加完美是個大坑啊。”在咨詢室的小小空間裡，三個人再一次微妙地形成了“2:1”。
楊敏的在場，讓咨詢中三方的關係變得異常微妙。粟超經常迎合楊敏，“又可以跟媽媽學習方法”、“同樣的動作，你看媽媽做得很協調，你就很拘謹”。
一個不難想像的尷尬場景是，假設葛菲想與咨詢師討論關於母親或家庭相關的話題，母親的在場會讓葛菲難以表達，“不僅可能會影響咨詢結果，還可能會損害來訪者的利益”。
郝小藝說，出於對來訪者隱私權的保護，以及為來訪者提供安全且開放的探索空間考慮，通常咨詢空間裡只有咨詢師和尋求專業服務者兩人。即便葛菲與楊敏為親屬關係，仍需要咨詢師明確說明準許家屬在場的原因。
葛菲曾在筆記本裡訴說，母親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麽會有童年陰影，她只能模仿父親吼母親。在咨詢室裡，楊敏時不時評價葛菲“耿耿於懷”、“糾結”，她不理解女兒的一些情緒，就像那兩次脫敏治療，楊敏陪在女兒身邊，她看到女兒一臉痛苦，無法理解，而她自己早就已經走出來了。
那段婚姻的最後，楊敏已經麻木了。葛菲八九歲時，丈夫外遇被發現後，楊敏接受了“一個茶壺配四個杯子”理論，合理化自己的遭遇，到後來楊敏甚至覺得丈夫擁有第三者是“挺正常”的事。她睜隻眼閉隻眼，努力幹活來回避痛苦，上班、做飯、打掃衛生，完全沒有了個人的娛樂生活。她自覺那些年安安分分地做一個賢妻良母，“完全失去了自我”。
她看起來冷靜、堅強。隔離情緒，是她面對苦難的生存策略。1960年，楊敏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幹部家庭，母親生了兩個女兒，父親重男輕女，作為老二，楊敏備受忽視。母親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失去了工作，患上精神分裂癥。母親誤以為是楊敏舉報她。此後十年，母親從不與楊敏說話。楊敏23歲時，母親喝敵敵畏自殺。
楊敏努力開解自己，父母從來不打罵孩子，已經比其他家庭的父母好多了。對於母親生病後的疏離，她則安慰自己，因為母親生病了。
當葛菲抱怨父母給她造成了傷害時，楊敏用同樣的邏輯開導女兒，說她的那個年代，父母也不會這麽親密對待孩子。“每個孩子都會遇到來自父母有意無意的傷害，這是挺正常的事情，也不要特別耿耿於懷”。
葛菲曾發消息向粟超傾訴，母親有潔癖，她小時候總想摸母親的臉，母親怕臉上弄臟不允許。她以為母親不愛她。
她還提到，曾在家裡的相冊裡看到母親用蠟筆寫討厭姥姥的話，她那時猜測母親小時候內心受到傷害，沒得到過溫暖，所以封閉了自己的內心，“不知道怎麽愛自己和孩子”。
“從感情上來說，她真的非常不容易，很可憐。我也非常愛她。”葛菲寫道。
那次對話的最後，粟超鼓勵葛菲尊重母親的潔癖習慣。而此前，葛菲傾訴父親外遇給自己帶來的傷害，粟超同樣鼓勵葛菲，“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從父輩的過往學到東西，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比如父親自戀嚴重導致沒邊界，自我中心，不能共情別人”。這些未被處理的創傷，在法庭上成為明心公司方指控葛菲原生家庭存在問題的證據。
不幸接連落到楊敏身上，母親精神分裂自殺、丈夫外遇離婚，現在女兒也離開了。“命運有的時候就是被你趕上了。”楊敏自我寬慰道。
三年後，和記者談到女兒的離世，她幾乎沒有哭。官司成為了她當下生活的重心，客廳的桌子上堆著心理學書籍和打印的資料，她要從中尋找到證據支持。儘管她很愛乾淨，但實在顧不上盆裡放了幾個月的臟衣服了。
楊敏為打官司尋找證據支持。受訪者供圖
楊敏自責，自己曾從事過記者職業，這麽多年卻沒有察覺到一些苗頭所暗示的“真相”，“作為一個求助者、一個患者的家屬，你要變成專家去避坑，這難度真是挺大的。”
“很遺憾的是，大眾想要尋找合適的心理咨詢師，成本非常高昂。”郝小藝說，最基本的參考條件是，看對方的教育背景是否與心理學相關，咨詢師的專長領域是否符合自己的議題，咨詢師是否接受督導等等。
拋開這些專業考量不講，還有一個最直接、卻更為重要的篩選條件，那就是在咨詢初期確認自己的感受，“是否被對方傾聽、尊重及理解。”郝小藝感慨，在國內工作時，“權威”是非常多來訪者選擇咨詢師時考慮的重要因素，這意味著，來訪者內心的感受，可能會讓位於咨詢師的頭銜和資歷。
六年裡，楊敏曾短暫地質疑過粟超的專業性問題，她不明白粟超為什麽總是用很多專業術語，把一個簡單的問題講得如此複雜，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我不是病人，我感覺不出來好壞，我都是看孩子的反應”。
楊敏原以為女兒信任粟超。楊敏猜測，可能因為葛菲從小比較信任老師，聽老師的話。葛菲確實敬重兩名咨詢師，發送消息時，總是禮貌地稱對方為“老師”，結束對話不忘表示感謝。她曾對粟超說，“我也很久沒見您了，很想您”。她還把粟超對自己的要求寫在個性簽名裡，一連三個否定意味的“不”字：“不貪心、不依賴、不自戀”。
接受採訪時，楊敏和記者一起重新梳理葛菲的種種記錄，她才從女兒的聊天記錄中注意到，原來女兒早已質疑過粟超、於天一，但六年時間，她對此從未察覺。
風口上的“明心”
“我在一個月內驚艷到了老板和同事，極速成為公司的骨幹心理咨詢師，三個月成為機構內公認的最頂尖的心理咨詢師，跳槽過很多知名心理咨詢中心，每去一個地方都是最頂尖的心理咨詢師，再後來成為了合夥人，最後成立了自己的心理咨詢中心，使公司成為全國頂尖的心理咨詢中心之一。”
粟超在唯庫課程裡的自我介紹
在社交平臺上，心理咨詢師自薦的廣告正在密集出現，這些咨詢師往往具有琳瑯滿目的培訓經歷，有博主宣稱一年擠進心理行業，“用熱愛實現30W+省錢快速入門方法”；另一邊，不少機構發佈心理咨詢師培訓考證廣告，心理咨詢是“未來10年的黃金行業”，還宣稱證書由權威部門頒布。
社交平臺上，很多機構發佈心理咨詢師考證培訓廣告。圖源網路
資本對心理咨詢行業也頗有青睞。公開信息顯示，壹心理和簡單心理等頭部心理機構獲得多輪融資，獨占鰲頭的當屬心理咨詢平臺壹點靈，牠早已於2021年12月完成了2億元的B+輪融資。
變化來自於2017年。那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會議提出，2014年以來，針對原有職業資格設置缺乏法律法規依據、過多過濫等問題，國務院分七批取消了434項職業資格、占總數的70%以上。
9月12日，人社部公布了第一版《國家職業資格目錄》，心理咨詢師未納入其中。人社部在《關於公布國家職業資格目錄的通知》中表示，職業資格目錄的設立，有利於“解決職業資格過多過濫問題，降低就業創業門檻”。
據王東美等人的上述論文介紹，截至2017年，心理咨詢師從《職業資格目錄》中被刪除時，已有150萬余人通過考試，獲得二級、三級心理咨詢師證書。另外，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發稿前國內心理咨詢相關企業存量達到11.97萬家，相比2017年9月12日心理咨詢公司存量4.08萬家已是近3倍。謝斌在上述論文中稱，處於監管邊緣的心理咨詢行業“野蠻生長”也常被詬病。
粟超踩中了心理咨詢市場創業的風口。企查查平臺顯示，粟超曾為明心公司的最大股東，持股52%，該公司成立於2014年11月18日，這個時間點誕生了不少當今的頭部心理咨詢機構，比如壹心理成立於2011年、簡單心理成立於2014年。不過，2023年9月28日該公司的股東身份發生了變更，粟超不再擔任股東。
明心公司門店。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