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碩7年，木木在學校先後換過四位咨詢師。她所在高校的心理咨詢資源較豐富，學生需求也較大，由於每個學期的咨詢都需要重新預約，她總是約不到同一位咨詢師。
她沒想到，有的咨詢師會“告密”。
“沒有任何想要傷害自己與他人的表達，我始終不懂他（高校咨詢師）為什麽要突破保密協議。”木木說，她在第四段的咨詢過後，咨詢師將她對學校制度的不滿以及學業的壓力告知了導師。
這次泄密讓木木開始思考，學校咨詢師既是心理咨詢師，又是學校的員工，“他們更在乎的也許並不是來訪者的利益和福祉，反而是降低學校的風險。”
木木的經歷發生在許多學生身上，社交平臺上，對高校心理咨詢的“勸退貼”在不斷增加，學生們分享自己被“背刺”的經歷，勸退想要嘗試高校心理咨詢的“同伴們”。
高校內的心理咨詢需求在增加。《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對近 8 萬名大學生的抑郁風險檢出率大約是 21.48%。
《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學生群體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呈低齡趨勢
但學生們卻不敢踏入心理咨詢室。日前，中國青年報·中青校媒收集了高校學生填寫的 7595 份有效調查問卷，有 16.27% 的人有做心理咨詢的需求但並沒有去過，沒去過的最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學校咨詢室情況，不敢貿然前往”（占比 44.86%）。
問題出在哪裡？
不被信任的心理咨詢
木木就讀於某雙一流院校，在她的學校，臨近期末往往是咨詢高峰期，她也總是在這段時間尋求幫助，因此很難約到同一位咨詢師。最初的本科階段咨詢時，咨詢師就跟木木詳細介紹過學校的保密協定以及保密突破的範圍，前幾次咨詢結束後，也從來沒有輔導員或導師找過她，因此木木一直很信任學校的保密制度。
“告密”發生在2023年第四段咨詢，由於學業壓力，木木情緒崩潰，儘管這位咨詢師並不像前幾位咨詢師那樣適合她，木木還是將自己的煩惱一件件說給咨詢師聽。令她沒想到的是，第四段第二次咨詢結束後，她突然收到了導師的消息。
木木一開始並不願意相信咨詢師泄密，第四段第三次咨詢時，她直接詢問咨詢師，咨詢師猶豫片刻才坦白自己將木木對學校的不滿告訴了她的導師。咨詢師解釋自己這樣做的原因，是覺得導師也許能幫助木木度過這次情緒危機，但這讓木木感覺自己被“背刺”了。
木木解釋自己沒有去找導師溝通的原因，是與導師的談話總是在公開場合，暴露的環境讓她缺乏安全感，很多次談話她都會崩潰大哭，引起他人的關注，這讓她倍感壓力。
同時，導師很喜歡在跟學生談心時舉其他學生的例子，她的情況也會成為案例，這讓木木每每想到都覺得毛骨悚然。
導師與學生談心時不當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安全感 / 圖源：《年少日記》劇照
較為幸運的是，木木的導師並沒有向她施加壓力，而是以鼓勵為主，木木也不斷說服自己信任他人，但在後續的咨詢中，芥蒂和防備始終在場，木木不敢再向咨詢師透露過多的隱私，咨詢沒有給她帶來幫助。
相比之下，王昊受到的傷害更難以療癒。
那是2019年，他在廣西一所高校讀大一。第一學期缺課兩次後，輔導員找到王昊，得知王昊的情緒不佳，她耐心安慰與聆聽，並建議王昊去做心理咨詢。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王昊走進了學校心理咨詢室，他沒想到這會是自己情緒崩潰的開始。
這次名為“心理咨詢”的談話實際上是一次“心理評估”，王昊回憶，咨詢過程中，咨詢師只是聽王昊講述自己的煩惱，並沒有給出任何反饋。
由於父母長期的語言打壓，王昊在高中時就被情緒問題所困擾，他開始自學心理學，對心理咨詢也一直抱有興趣。正因如此，儘管感受到咨詢師的回復比較“敷衍和形式”，王昊還是選擇繼續咨詢。
但在咨詢室之外，王昊逐漸感覺到了“不對勁”，輔導員將他去做心理咨詢的情況告訴了班幹部，王昊發現同學們開始區別對待他。輔導員和班幹部關心的話語讓他覺得刻意與恐慌，“我認為尋求心理方面的幫助並不是特別嚴重的事情，但人言可畏，同學們都會覺得我去咨詢就代表我‘有問題’。”王昊說，他覺得學校就像一個小社會，一旦被貼上“有心理問題”的標籤，就會遭受到很多隱性的暴力。
《悲傷逆流成河》劇照
學校之外，最令王昊崩潰的，是咨詢師將他的情況告知了父母。王昊說，他一開始就跟咨詢師強調不要通知家長，“我知道我的原生家庭環境不好，父母也不了解心理咨詢，告訴他們會對我造成更不好的影響。”
但咨詢師還是突破了保密協定，通知輔導員聯繫了王昊的父母。一天下午，王昊收到了父親的短信，“我們知道你在做心理咨詢了。”王昊感覺瞬間“被點燃了”，曾經的信任與被聆聽的感激此刻化為灰燼。
寒假期間，王昊在家中獨自面對父母親戚的指責，“我父親比較愛面子，他覺得我去做咨詢就會把他不好的事情告訴別人，所以他就變本加厲地傷害我。”王昊說。家庭的情緒虐待與學校的“泄密”讓他陷入了信任危機，2020年初王昊覺得自己患上了複雜性創傷後應激障礙 (CPTSD)，他時刻害怕他人的目光，對所有人都產生了懷疑，覺得“別人對我說好話都是為了他們的利益”。
在驚恐中，王昊度過了大一下學期，這期間他仍接受了幾次學校的心理咨詢，但此前的經歷讓他不再敢對咨詢師袒露過多的事情，咨詢也一直停留於表面。大二，王昊的心理狀況越來越差，他決定休學。
休學之後，王昊系統學習了心理學知識，靠自己從恐懼中逐漸走了出來，如今談起過去的心理咨詢，他認為：“學校心理咨詢對我來說最大的幫助，是讓我學會不要過度的自我袒露。”
夾在中間的專職心理咨詢師
王昊與木木的經歷並不是個例，心理咨詢的保密性與學校的監管職責之間的矛盾，讓學校和學生站在了對立面，心理咨詢師往往被視為學校的“同夥”，成為箭靶。
但實際上，高校心理咨詢師也困於工作要求與職業倫理的兩難之中。
今年是七七在某高校心理咨詢中心任職的第5年，她明顯感覺咨詢量在變大，“2019年我剛入職的時候，有些班次都是空著的，沒有同學來做咨詢。”七七說，“但大概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我們所有專職老師的排班都高達五個，一週會有15個來訪。”
在咨詢之外，在七七所在的心理中心，每位專職老師都需要上2節心理健康的公共必修課，同時負責中心不同的工作，如宣傳、管理、團體咨詢等，“我們學校比較重視心理工作，所以就會開展很多方面，但工作開展的越多，我們就越忙，這會影響我們對咨詢的投入。”七七說。
七七提到，正是因為心理中心工作的多樣性，高校對專職老師的工作要求比較複雜，除了咨詢專業出身的老師，中心也會考慮行政工作能力更強但專業性稍弱的老師，這些老師的行政能力讓中心順利運轉，但咨詢方面的專業度不足，這也會影響到他們對倫理的理解與遵守。
《年少日記》劇照
《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工作倫理守則(第二版)》明確規定“在專業服務開始時, 心理師有責任向尋求專業服務者說明工作的保密原則及其應用的限度、保密例外情況並簽署知情同意書。”
保密原則的例外情況包括心理咨詢師發現尋求專業服務者有傷害自身或他人的嚴重危險; 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等受到性侵犯或虐待; 法律規定需要披露的其他情況等。遇到以上情況, 不管是校內還是社會的心理咨詢師，都有責任向尋求專業服務者的合法監護人、可確認的潛在受害者或相關部門預警。
“但這個倫理並不是強制的，而是建議性的。”七七說，各個高校的保密例外情況並不相同，有些學校的例外範圍會比規定上寬泛許多，咨詢師由學校管理，也只能聽從學校的要求。
對七七來說，保密突破就像截肢，“如果不截肢的話，可能會影響患者的生命安全。”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保密突破會給來訪者帶來情感上的傷害，但是出於對他、或者是他人生命安全的考慮，即便破壞關係，還是咨詢師也要做保密突破。
她特別強調了“最小披露原則”，保密突破並不是將來訪者的所有隱私都告知他人，也不是廣泛的告訴與這件事情毫無相關的人，而是隻告訴那些在關鍵時刻有必要知道，而且能夠給來訪者提供支持的人。
七七所在的高校要求咨詢師在保密突破前告知來訪者，共同商討披露的對象與方式，將傷害降到最低。但她也聽說過許多院校，保密突破的範圍非常寬泛，學生的隱私很難得到保障。
“對任何咨詢師來說，保密突破都是非常困難、需要謹慎對待的事。”七七說，社交平臺上，也有很多高校咨詢師分享倫理與學校規則相衝突時的痛苦。
王昊提到，休學前的最後一次心理咨詢時，他的咨詢師哭了，“以為告訴你父母可以幫到你”，咨詢師抱歉地向王昊說。王昊休學和復學期間，她都會定期發信息詢問王昊的近況，但王昊拒絕溝通，最終拉黑了咨詢師。
高校心理咨詢，是包紮還是療傷
高校心理咨詢一開始就被設置在學校行政體系之內，2023年教育部印發的《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指出要健全健康教育、監測預警、咨詢服務、干預處置“四位一體”的學生心理健康工作體系。
儘管預警機制建立的初心是為了更好溝通學校、家庭與社會（醫療），在出現意外情況時，能迅速採取行動，以保障學生的安全。但在這一體系下，咨詢與預警的結合必然需要讓渡一定的隱私性，保密突破的範圍也就會隨著各高校監控預警的方式變化。
因此對部分學生來說，心理健康干預系統越健全，他們越感到擔憂。監測、教育、咨詢、干預難以分離的高校心理健康體系，讓他們覺得自己是有待被解決的問題，而不是被傾聽的個體。
從入學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篩查量表開始，有些學生就覺得自己在被“監控”。全校線上心理測評之後，就讀於武漢某高校的李山收到了線下咨詢的邀請，學校的說法是“隨機抽取”，李山並沒有多想。
咨詢師的問題非常基礎，無非是成長中遇到過什麽困難，大學生活是否適應等，李山覺得他們的聊天“比較開心”，她向咨詢師提到初高中的抑郁情緒，也向她解釋自己現在狀態很好，咨詢師“附和”了她的話。
《女心理師》劇照
咨詢隻進行了一次，當李山覺得一切都過去了的時候，她從同學口中得知，自己被學校判定為“心理問題三級”，列入了預警名單，輔導員會根據這個名單定期找人談話。李山感覺到被監控的恐慌，在社交平臺上發帖求助。
求助帖得到了許多回應，同學紛紛“告誡”新生，不要再心理測評中說真話，一旦表現出情緒風險，就落入了監控中，輔導員將不斷找人談話，麻煩會一件件找上門。學生們在心理測評中扮演著非常健康的角色。
七七告訴南風窗，她所在的高校也存在心理預警名單，“當學生達到了保密突破的標準，比如產生傷害自己的想法時，需要院系給一些日常的支持與幫助，我們就會將他登記進關注名單。”
但七七也表示，在她所在的高校，同學們擔心的事情並不會發生，這個名單只在學校心理健康體系內部流通，並不會影響學生社交與工作，更不會被記錄進檔案。
預警系統“涵蓋”學校-院系-班級-個人，除了輔導員和咨詢師，一些學校還會設置心理委員，他們可以看見預警名單，以便更好的留意同學們的心理狀況。但在很多學生看來，心理委員的特殊照顧反而是難以接受的“監控”或“憐憫”。
《年少日記》劇照
王昊曾經的朋友就是班裡的心理委員，在得知王昊去咨詢後，他們的關係就變形了，“他會莫名其妙地跑到我的面前，陰陽怪氣地說你最近過得怎麽樣？或者以強者的身份來‘照顧’作為弱者的我，這些都讓我覺得非常不舒服。”王昊說，這位朋友對他態度的變化，是他在學校感到最難過的時刻。
高校心理健康系統對本就敏感焦慮的學生來說，就像一張由輔導員、咨詢師和共同編織的網，他們的情緒問題並不能在其中得到緩解，只會被當成問題進行監管和“處理”。
在西南地區某高校心理中心任職的林正認為，預警系統的設置也是不得已為之，因為目前高校心理咨詢的規模無法承載學生的需求，許多學生的情緒問題單靠有限的心理咨詢無法解決。“這並不全是因為高校心理咨詢建設的不完善，而是整個心理咨詢行業的缺席，學生很難向外尋求幫助，需求只能濃縮在學校。”林正說。
林正在心理中心工作已經超過十年，他提到高校咨詢師面臨的壓力，學生心理問題的成因複雜，然而一旦問題爆發，社會總是倒追責任，最先歸罪的就是學校心理工作。但無論是學校功能還是設施條件，高校心理咨詢很難關注、支持到每位來訪者。“心理性的工作，不是一兩次就能完成的，牠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建立關係，需要一個足夠安全、足夠包容的環境。”這個環境需要整個社會共同維護，但現在的壓力往往隻集中在咨詢師身上。
由於資源有限，目前大多高校的咨詢次數限定在一學期6-8次，林正認為在有限次數的咨詢裡只能做一些“包紮性”的工作，因為一旦“把學生傷口拉開了，卻沒有時間精力去處理，對他是二次創傷”。
《下一個素熙》劇照
七七和林正也都提到，不同的學校心理工作的專業化和規範化存在很大的差距，但總體而言“高水平院校的心理健康體系會做得更好”。全國高校心理委員研究協作組定期會評選全國高校心理委員工作示範單位，“被評上示範單位的院校在資質要求和倫理遵守上都會做得更好，許多學校只能達到教育部的最低要求。”七七解釋。
2018年《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規定各高校至少配備2名具有專業資質的心理健康教育專職教師，師生比不低於1:4000。但許多受訪者提到，自己的學校只有兩名心理老師。
“你的哭泣是不是你的矛盾?是不是你不可避免面臨職業倫理與學校管理衝突的困境？”在復學後，王昊給咨詢師寫了一封信。“我願意相信你是關心學生的，或者說是關心工作對象的，但學校的你和我之間存在著衝突。”
（文中人物為化名）
作者 | 盧畫
編輯 | 向由
值班編輯 | 趙靖含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