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家外媒報導，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於2024年10月14日在舊金山逝世，享年91歲。
菲利普·津巴多。圖源：斯坦福大學官網。
菲利普·津巴多，1933年出生於紐約，1954年獲得布魯克林學院的學士學位，隨後在耶魯大學取得心理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68年，他來到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任教，直到2003年正式退休。2002年，他當選為美國心理學會會長，2007年發表“探究人性”演講，為新一代心理學家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也宣告了他50年教學生涯的結束。他的一生都在致力於將心理學知識普及給大眾，讓心理學真正地服務於人類的生活。
津巴多以“斯坦福監獄實驗”和“路西法效應”著稱。1971年，津巴多受聘擔任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他在那裡進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隨意指派24名師範學院學生在位於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的地下室內的模擬監獄內充當“囚犯”和“看守”。隨著成員進入各自角色，“看守”顯示出虐待狂病態人格，而“囚犯”顯示出極端被動和沮喪。他們一步步地超過了預設的界限，通向危險和造成心理傷害的情形。後來，在女友馬斯拉奇（津巴多教授當時的戀人，後來成為了津巴多先生的夫人）的提醒下，他才及時終止這個實驗。備受爭議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成為心理學歷史上一個沒有完成的研究。斯坦福監獄實驗揭示了情境對個體行為的強大影響力，也促使津巴多提出了著名的“路西法效應”，即好人如何在特定情境下變成惡人。
在進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之後，津巴多決定尋找利用心理學幫助人們的途徑，於是他設立了害羞診所，專門治療成人和兒童的害羞。2004年，他應邀擔任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美軍虐囚案的專家證人。此外，他還幫助PBS-TV開發了《發現心理學》系列節目。因為出版了《心理學與生活》《津巴多普通心理學》等受歡迎的系列教材和多媒體材料，所以他被稱為“心理學的形象和聲音”。
重新回看斯坦福監獄實驗，起初的爭議更多是圍繞實驗的倫理問題，然而，2018年，法國學者提博特·勒·特柯西安通過採訪許多參與實驗的當事人和對資料的搜集，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真實性問題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其中涉及的指控包括“囚犯”的恐懼只是一種扮演、並非出於對獄警的恐懼。
對此津巴多又是怎麽解釋的呢？以下內容經湛廬文化授權，摘編自《津巴多口述史》，有刪改，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原文作者丨[美] 菲利普·津巴多
摘編丨劉亞光
《津巴多口述史》， [美]菲利普·津巴多 著，童慧琦/陳思雨 譯，湛廬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3月。(點擊封面可進入購買頁面)。
監獄實驗的細節：
從角色扮演到真正入戲
整個實驗其實都是在模擬審前羈押，“囚犯”們等著最終上法庭。我們知道審前羈押可能持續數天或數週的時間。這就是“囚犯”們當時的心態：我做錯了事，很可能即將付出代價。當他們被從警察局轉移到喬丹樓的“監獄”時，依然戴著眼罩，並不知道是誰在開車，以為自己坐的還是警車。他們只是被直接帶走，坐上我們的車，沒有語言交流。從登記開始，一直到“囚犯”被帶到車的後座，都沒人說話。研究生克雷格·黑尼開車，柯蒂斯·班克斯則坐在後座，兩人只說：“不許講話。”他們把“囚犯”一個個地帶出來，押送到喬丹樓的地下室。很快，“囚犯”們就渾身赤裸地站在了那裡。他們被剝光衣服，檢查是否有虱子，以免攜帶細菌。獄警會針對囚犯們的身體取笑、嘲諷他們。這也是“囚犯”將在下一週裡晝夜忍受的常規羞辱過程的開始。
這個過程幾乎立刻就開始了。對於每一個“囚犯”，流程會持續10～20分鐘。一共有9個“囚犯”，每人完成這套程序大約半小時，所以一共要花半天時間。我們大約是在上午10點開始的，直到下午4點，9個“囚犯”才全部收監。之後，他們穿上了制服，被關到牢房裡。那裡有三間牢房，之前是喬丹樓地下室裡的學生辦公室。每間牢房裡關著三名“囚犯”。戴維·賈菲出來喊話：“排好隊！我是你們的典獄長。”然後他陳述了各項規則：“這裡的規矩如下……”研究正式開始了。賈菲非常嚴厲，簡直不可思議。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只是一名本科生，剛剛在這種情境下擔當起這個角色。
在同意參與一個有關監獄生活的研究時，很多“囚犯”以為他們只是住進一間牢房裡，彈彈吉他、打打牌，消磨時間。服刑不就是消磨時間嗎？而如今，“獄警”讓他們報數、做俯臥撐，不斷給他們下各種命令，還會做些羞辱人的事情。“囚犯”覺得這不是他們簽字同意要做的。但“獄警”們是自然而然地去做這些的，那是每一輪值班“獄警”自己的主意。想想看，這是你的監獄、你的“囚犯”，只要在職權範圍內，一切都歸你掌管。如果“囚犯”逃跑了，那是你的錯，實驗就結束了，研究也就結束了。你必須維持“法律”和秩序，這是件大事。監獄關乎權力：“獄警”所擁有的權力，以及“囚犯”經由各種方式想要奪取的權力。再提一下，我們和“獄警”的第一次會議做了錄音。會議的核心非常清晰，給予他們掌控的權力，但並沒有允許他們去施加傷害。
電影《斯坦福監獄實驗》（2015）劇照
事實上，我很確定自己曾經說過，體罰是不被允許、不能接受的。但我並沒有預先阻止心理懲罰，而那顯然更為糟糕。第一天結束時，我對工作人員說：“似乎沒什麽效果啊。”學生們大笑，“獄警”則說：“嘿，咱們要當真一點了。”我記得同班克斯、賈菲和黑尼開會時說：“看，這沒有效果。我們至今已經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努力，但如果情況一直這樣下去，可能明天就得放棄研究了。”
然而就在第二天早晨，在三間牢房中，有兩間牢房的“囚犯”開始反抗了。他們把自己鎖在牢房裡，撕掉了囚犯編號，摘掉尼龍頭套，並開始咒罵“獄警”。這是在晚班結束時發生的。為什麽會這樣呢？我們也不知道。根本上來說，他們是在抗議自己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不想只是個編號，不想沒有名姓，不想由別人來告訴他們做什麽。他們說這不是他們簽字同意做的事情，應該只是經歷監獄生活，而不是被羞辱、被貶低。當班的“獄警”來找我，問：“我們應該怎麽辦？”我說：“這是你們的監獄，你們想怎麽辦？”他們說：“我們需要援軍。我們自己應付不了了！”
我們把12名“獄警”都喊來了。8612號“囚犯”是帶頭反抗的。他一直在叫罵和詛咒。他就是要羞辱“獄警”。後來他成了研究開始36小時後第一個情緒崩潰的人。這些反抗的“囚犯”把自己堵在牢房門背後。他們不知從哪裡找了一根繩子，把門綁緊，這樣“獄警”就開不了門了。接下來，他們開始在這個安全地帶朝著“獄警”喊叫和咒罵。我說：“天哪，這真是一場災難！”領頭的那個“囚犯”朝著一個小個子“獄警”叫喊：“你這個小兔崽子！我出去以後要狠狠地揍你！”“獄警”回答說：“好，我等著！”這已經是私人恩怨，而不再是角色扮演了。
有個“囚犯”說：“嘿，我出去以後要揍扁你！”“獄警”說：“真的嗎？我們走著瞧好了。”當12名“獄警”全部出動之後，他們攻破了“囚犯”的堵截，沖進牢房，扒光了所有“囚犯”的衣服，還把其中幾個綁了起來。禁閉室是走廊裡的一個櫥櫃，裡面原本只有一些舊的文件盒子，我們把盒子取了出來。這是一個大約1.2米寬、3米高、0.9米深的櫃子。“獄警”們把兩名“囚犯”關在裡面，包括領頭的8612號和另一個人。他們只能躺在地上。只有一間牢房——1號牢房裡沒有人反抗。那是一間“好牢房”。
接下來，“獄警”馬上說：“好，太好了，你們所有人都失去了吃飯的特權！你們沒有晚飯吃了，而1號牢房會得到特殊的夥食。”他們讓1號牢房的“囚犯”走出來，享用了特殊的食物。其他牢房的“囚犯”喊：“不要吃！不要吃！我們要團結！”這件事打破了“囚犯”間的團結，因為1號牢房的“囚犯”確實吃了食物。就在那時，轉變發生了，一個“獄警”說道：“你們知道嗎？這些‘囚犯’很危險，我們必須控制住他們。”至此，牠變成了一所由心理學家管理的監獄，而不是一個由心理學家進行的監獄實驗。這所監獄必須由權力主導，才能防止再次發生反抗。負責值下一班的“獄警”說：“你們這些傢伙怎麽可以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呢？你們是不是傻！”於是，值夜班的“獄警”必然要變得非常殘暴，以證明他們是很厲害的，可以掌控所有的“囚犯”。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意外。我們說：“好哇，突然開始有事發生了。不需要終止研究了，我們會讓牠順其自然地發展，看看還會發生些什麽。”我對事態進展並不擔心，唯一讓我擔心的是軀體上的暴力。“獄警”沖進牢房，把“囚犯”揪了出來。我不想再到那個院子裡去了。
對我來說，這令人激動。有一些我想像不到的事情正在發生著。隨後，一切都明朗起來。在換班的時候，每一班“獄警”都會告訴接班的人：“這個傢伙給我們找了很多麻煩。要讓那兩個放聰明點。”接下來，在每一班的三名“獄警”中，都有一個自動地成了首領，我們稱之為1號“獄警”。他會更多地下命令，會施加懲罰，還會決定“囚犯”應該做哪些活動。而另外兩名“獄警”呢？在這三個人裡，3號永遠是更加被動、更願意站在囚犯一邊的。這名“獄警”不喜歡懲罰“囚犯”，通常更願意去打飯，盡量不待在院子裡。於是2號“獄警”就成了關鍵。如果他支持那個寬和的“獄警”，那麽這一班就會比較“溫和”；但如果2號“獄警”緊跟那個強勢“獄警”的話，那麽這一班就具有強大的負面力量。結果在每一班中，2號“獄警”都選擇了追隨權力。權力是有趣的，權力是強勢的。你掌控著局勢，告訴別人去做什麽，他們就去執行了。在現實生活中，如果你命令別人做什麽，他們會說：“誰理你？再見！”
所以通常有一個強勢的“獄警”和他的同夥，而第三個“獄警”是個“好獄警”，但只是一種被動的好，從來不會去阻止“壞獄警”做那些負面的事情。“好獄警”其實可以半開玩笑地去阻止“壞獄警”的，他們本可以說：“嘿，我們每天只得到15美元的報酬，這對8個小時的工作來說可不算多。我們何不坐在獄警區打打牌呢？”真的，沒有人這樣告訴過另一個人：“我們不必這麽做。何必時時刻刻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呢？我們可以玩一會兒，找點樂子。”從來沒有人這樣說。正如我所說，他們是被動的“好獄警”。他們不會親手做壞事，但也並沒有阻止別的“獄警”做壞事。為了獲知“囚犯”的想法，我們用連接到錄音機的隱藏式麥克風對牢房進行監聽。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談話都是關於當前情況的：如何計劃逃跑，糟糕的食物，哪些“獄警”很可怕，哪些“獄警”可以軟化。
電影《斯坦福監獄實驗》（2015）劇照
有趣的是，幾乎完全沒有關於過去和未來的談話。這些人素不相識，但他們都沒有問過彼此：你出去以後打算做什麽？你是哪個學校的，學什麽專業？你今年夏天做了些什麽？這些原本都是結識某人時通常會聊的話題。“囚犯”們以一種古怪的方式，在心理上把這段監獄經歷變得更加糟糕了，因為他們直接生活在一個消極的當下。當他們獨自一人並且可以幻想時，其實可以說：“哦，等我拿到參與研究的報酬以後，我會去幹這個，或者買那個。”但他們所關注的全是當前情境下的負面信息。我真的很好奇他們為何要內隱地選擇生活在“現在”這一時間區域中。
正因為如此，當研究結束的時候，我開始對時間觀心理學進行研究，即人們是如何生活在不同的時間區域中的，過分關注過去、現在或未來是否會對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寫了一本《津巴多時間心理學》（The Time Paradox），開始對時間觀心理學展開研究。現在，一個國際時間觀運動已經存在，在全球範圍內有著幾百個研究者，他們都在使用“津巴多時間觀量表”（Zimbardo's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ZTPI），這是針對時間觀個體差異的信效度最高的評估工具。這項開始於1972年的新研究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勢頭強勁。在說回研究之前，還應該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在我們完成研究之後，黑尼、班克斯和我只寫了兩三篇小文章，因為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有趣的演示，是對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研究的後續跟進。
不過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並沒有權威命令“獄警”做壞事，他們只是處於這樣一種情境中：你所扮演的角色迫使你通過做壞事來證明自己控制“囚犯”的權力。角色轉換：從研究者到監獄主管讓我們回到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監獄裡正在發生著戲劇性的變化。關鍵事件發生在8612號“囚犯”身上，他是第一個被帕洛阿爾托警方逮捕的人，在36小時後情緒崩潰。他大聲尖叫，整個人都失控了。這使我們十分震驚。然而我的顧問卡洛·普雷斯科特仍然認為“獄警”們對待“囚犯”太寬容了，有時還提出他們應該變得更加強硬。他說：“在真正的監獄裡，他們會用警棍敲囚犯的腦殼。如果獄警示弱，他就會被囚犯利用，以獲得某些特殊待遇。如果一個囚犯哭了，別人會認為他是娘娘腔，會一起欺負他。”
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反響與反思
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有一個關鍵。研究計劃原本為期兩週，我們本打算在第二週把“獄警”和“囚犯”進行對調，但我想“獄警”絕對不會同意的，而且我也知道我們堅持不到兩週，因為實驗太耗神了。但我原本可能會堅持到週日，做滿一個星期。我根本不知道一週7天、一天24小時地進行實驗意味著什麽。
我本應招募一個大得多的研究團隊。然而即使有一個更大的團隊，也不能保證研究就會持續更長時間，不會出現更多的暴力升級。我向斯坦福人類被試研究委員會提出的一條批評就是，他們應該堅持在研究現場派駐一名監察員，某個官方人員應該更早地吹響警哨。顯然，當第二個“囚犯”崩潰的時候，研究就應該被強制結束。如果在週四晚上，克裡斯蒂娜·馬絲拉奇沒有介入，讓我決定在週五終止研究的話，我很可能會把實驗一直進行到週日。但是如我所說，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身體上，我都知道自己已經堅持不下去了。
實驗結束後，我們花了6個小時進行事後解說——兩個小時對“囚犯”，兩個小時對“獄警”，接著再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一起。我得以說道：“這是一次進行道德再教育的機會。我們都做了一些壞事，尤其是我。”我陳述了因為自己沒有更早結束研究、沒有更早介入而感到的愧疚。我一直限制“獄警”使用體罰，卻沒有限制他們使用心理懲罰，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心理懲罰其實更加惡劣。我繼續說道，雖然也有幾個“好獄警”沒有虐待“囚犯”，但他們從未做過任何事情來減少其他“獄警”施加在“囚犯”身上的痛苦。有些“囚犯”沒有崩潰，但他們也從未安慰過崩潰的“獄友”。我說：“因而，從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做了壞事。但這並不能說明我們作為個體的本質，因為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精挑細選出來的，選擇標準就是你們正常、健康，在很多方面都很突出。我願意相信自己也是這樣的人。”
所有這一切非常顯著地揭示了情境的力量：社會環境足以改變每個個體的人格和社會行為，其力量之大在這項研究之前是從未見過的。我說：“我們每個人就是例子。這項研究所傳達的意義是，我們應當意識到在情境的力量面前，我們都是脆弱的。”能夠花時間來分享這個信息，讓我感覺很好。兩週之後，我們把盡可能多的研究參與者請了回來，因為在當時，處理錄像需要花去幾週的時間。那時的錄像帶是16毫米的安培膠片，我們在演示之前還要編輯幻燈片和剪輯錄音。一個月後，大約有6位參與者再次被找回來，因為《年代記》（Chronolog）對該研究進行了報導，這個節目是《60分鐘》（60 Minutes）的前身。一個攝制組來到斯坦福的地下室和我的實驗室，對我、幾名“囚犯”和“獄警”進行了拍攝。
《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美]菲利普·津巴多 著，孫佩妏/陳雅馨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3月
後來節目播出了，那時大約是1971年10月。就在1971年8月20日——研究結束的第二天，在聖昆廷（San Quentin）監獄發生了一次囚犯暴動。據說是非裔美國人、政治活動家喬治·傑克遜（George Jackson）策劃了6個單獨監禁的獄友越獄。他有一支槍、一把鑰匙，釋放了單獨監禁的囚犯們。他們殺害了幾名獄警，還殺害了被單獨監禁的囚犯中的幾個告密者。
據說後來傑克遜試圖逃跑，在大白天攀爬一座9米多高的圍墻時被射殺。這件事成了熱點新聞，而聖昆廷監獄的典獄長帕克斯（Parks）在當晚接受採訪，有一個記者問：“這是否跟囚犯的去個體化有關，就如同那個斯坦福實驗裡發生的那樣？”他說：“不，那些都是胡扯！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
《年代記》的一位通訊記者正好看到了那則新聞，於是聯繫了我：“嘿，你有錄像嗎？”我回答說：“當然有。”於是在那個10月，節目中播出了一段20分鐘的錄像，題為“819號做了一件壞事”，呈現了“獄警”強迫“囚犯”們反覆統一喊叫的情景，擔任旁白的是大名鼎鼎的克裡夫頓·加裡克·厄特利（Clifton Garrick Utley）。我們一炮而紅。一件事情發生在8月20日的三個星期之後，在紐約的阿蒂卡（Attica）監獄，囚犯們由於喬治·傑克遜被殺而暴動了。他們差不多占領了那所監獄，時間長達一個多月，這件事成了國際新聞。名流們也捲入此事，最後，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動用州警，幾乎殺死了圍墻內的所有人，無論囚犯還是獄警。監獄成了熱門話題，我受邀前往華盛頓，向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供證言，還去了舊金山。
我對監獄一無所知，那些人感興趣的是我所使用的策略。聖昆廷的典獄長、阿蒂卡的典獄長、囚犯聯盟的領袖、獄警聯盟的領袖，這些人都熟知監獄，而我卻一無所知。我只是從社會心理學方面解釋了情境的力量。我說：“如果允許的話，這裡有一些有關我的實驗的幻燈片，可以先做個鋪墊。”在看了幻燈片之後，每個人都接受了我的觀點。從頭到尾，人們說的都是“正如津巴多監獄裡的‘獄警’所採取的去個體化行為”，他們不說是斯坦福監獄，也不說是實驗。感覺太棒了。我給出了一份書面證詞，列出了我對監獄改革的建議。這份文件我還留有存檔。然而，這一切並沒有推動任何有意義的改革。
如果有什麽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到了2016年，美國的監獄系統裡已有超過200萬的囚犯服刑，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在1971年時，這個數字大約是70萬，已經令我很吃驚了。美國是一個監禁之國。我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法學院參加過一次會議，有一個人說在洛杉磯縣監獄裡關著兩萬人，大部分都是少數族裔，也就是西班牙裔和非裔。他們遭到逮捕，等待審判。由於案件大量積壓，很多人甚至要在監獄裡等上三四個月。牢房人滿為患，有些兩人間裡住了10個人乃至更多。系統崩潰了。
沒有人真正關心這個問題，人們在乎的只是監獄系統的運營每年需要花費納稅人幾十億美元。更糟糕的是，現在很多州正在把監獄系統私有化。那樣的監獄是要營利的。一座用於營利的監獄需要的是很多的“客戶”，也就是很多的囚犯。監獄所有者向法官和立法機關施壓，讓他們做出更多、刑期更長的判決。監獄裡的夥食很差，活動也極少，因為不想浪費錢。境況真的非常令人難過。
美劇《越獄》（2005）劇照。
管理者簡單地認為，獄警理應掌握自身所處的情境、學會應對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囚犯殺死的那份恐懼，卻從未考慮過設立一個獎勵系統。譬如，可以由每個獄警負責幾名囚犯，如果他們每天表現良好，獄警就能獲得獎勵。這樣一來，獄警想要的就是讓囚犯表現出好行為，而不是去懲罰他們的壞行為了。很多簡單的理念就是無法進入任何監獄系統，因此，我對自己的理念是否足以對美國司法矯正體系產生影響信心不足。然而，我也知道自己的研究在很多監獄和軍隊中都有所應用，用於討論情境的力量，比如軍隊中的SERE項目（Survival, Evasion, Resistance, andEscape，即“生存、躲避、抵抗、逃脫”）。每一支武裝部隊都有逃脫計劃這堂課，一些士兵扮演試圖逃跑的俘虜，另一些扮演獄警。他們會觀看我製作的紀錄片《沈默的憤怒：斯坦福監獄實驗》（Quiet Rage: The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以此作為警示：儘管是在做遊戲，人們也有可能越界。
事實上，在某些案例中，人們的確會虐待“俘虜”。這個項目是在一次戰爭結束後啟動的，因為據說當時有很多被俘的美軍士兵泄密了。按照軍隊的規定，他們除了名字、軍銜、編號以外應該什麽也不說，但據傳，空軍中真的有些人泄露機密。因為這件事，美國出臺了一項國家法律，所有軍事機構都必須設立一個項目，訓練陸軍、海軍和空軍士兵嚴守機密。士兵們會在項目中進行角色扮演，模擬一場非常逼真的審訊。顯然，在有些案例中，他們越過了界限：在這場“遊戲”中，一些女兵險些遭受性虐待。對斯坦福監獄實驗，我從同行那裡並沒有得到什麽即時的負面反應，因為我只寫了幾篇專業文章。
我寫的第一篇文章《一所皮蘭德婁式監獄》發表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路伊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 dello）是一位西西裡作家，他提出人可以製造一個幻覺，並讓牠成為現實。我並沒有把自己的研究寫成一本書，因為我認為不值得。對我而言，這只是一個有關情境的力量的例證。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在《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書中展示了一個個體改變另一個個體的力量，而我想表明的是：不，還不止如此。這是一個機構，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許多人只是在扮演著一種角色，並沒有人說要懲罰別人或做壞事。因為他的電影，米爾格拉姆曾經受到很多批判。米爾格拉姆一直想做個電影制片人，後來也的確做到了。在完成研究之後，他幾乎立馬就製作了紀錄片《服從》。在影片中，痛苦表現得非常直觀。我覺得這就是問題所在。
觀眾們看到有人痛苦地說著“我不想繼續下去了”，而權威卻說“你必須繼續”。我覺得他的電影比實驗本身激起了更多倫理批判。而我並沒有受到這樣的待遇。研究結束後，發生了兩件事情。許多心理學家與我聯繫說：“如果我能對你的‘獄警’進行正念訓練，他們肯定就不會那樣做了。”而實際上，我真的向斯坦福人類被試研究委員會提交了一個申請，想要再做一次實驗。原先的那個實驗可以作為控制組，我們想再設置兩三種實驗條件，讓心理學家用一些方法訓練“獄警”，使他們的行為更人道。這個研究的重點在於，我們可以消除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得到的那種負面結果。人類被試研究委員會問：“你能確保結果一定是這樣嗎？”我說：“不能。如果結果是一定的，那就用不著做實驗了。”他們說：“那麽我們不能允許實驗。”這真令人難過。這個實驗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你是否能夠訓練“獄警”，讓他們不向情境的力量屈服。這真的很重要，但斯坦福人類被試研究委員會不同意進行實驗。
在米爾格拉姆和我的研究之後，斯坦福和其他所有研究機構都變得格外保守。所有對參與者，特別是學生參與者施加壓力的研究都被禁止了，於是大量的行為學研究都做不成了。更加糟糕的是，近年來，很多社會心理學家會給出假想的場景：想像你是一個獄警，你會做出A、B、C、D中的哪種行為？首先，我們知道那並不能代表你在那個情境中實際將會做什麽。除非身臨其境，你怎麽能知道自己會做什麽呢？然而即便那樣，實驗者也不允許提出可能引發痛苦的問題。譬如，如果我在進行寬恕方面的研究，被試是一位女性，我問：“想像一下你被性虐待，而我們抓住了虐待者，在哪種情況下，你會願意寬恕他？比如他這麽說，或者那麽說。”這樣做是不允許的，因為要一個女性想像自己遭受性虐待會導致痛苦。也就是說，現在有整整一個研究領域、整整一個心理探究的方向都被剔除了，你甚至不能讓人們去想像，更不用說讓他們置身其境。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摘編：劉亞光；編輯：申嬋；校對：李世輝，趙琳。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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