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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節：
01、接受深度催眠時，患者會被強行“洗腦”嗎？
02、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對患者、父母的三觀保持中立
03、對精日分子拒不接受，對外籍華人也會有所區別
04、三觀無對錯，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01、接受深度催眠時，患者會被強行“洗腦”嗎？
不少網友對我們有一個疑惑：
“何醫生，平時看你寫的評論時事文章，覺得你三觀很正。但你是一個心理醫生，對待別人的言行舉止，你不應該持中立態度嗎？”
甚至有的網友說：
“你們的三觀和態度那麽鮮明，那你們給患者做深度催眠時，會不會把你們的三觀灌輸給患者？”
此圖為AI生成
在系統化、精準化臨床心理干預中，也有一些患者對我們還不夠了解的時候，擔心我們會用深度催眠給患者“洗腦”。
這一點我們以前解釋過，看來還有必要再次深入解釋。
首先，在系統化、精準化臨床心理干預中，我們確實會使用到深度催眠。但這只是幫助我們抵達人的內隱記憶層面的工具，而不是關鍵。
就好比我們出去旅遊，自然就要乘坐交通工具。可到達目的地進行遊玩才是重點，交通工具不是重點。
在系統化、精準化臨床心理干預中，最關鍵的是深入到患者的內隱記憶層面後，如何精準化地找到癥狀背後的病理性記憶，又如何高效化地修復。
只有主要的病理性記憶得到修復，癥狀大幅度緩解、甚至消失，患者才能快速撤藥，認知提升，快速回到學校或社會。
而在實施這個心理干預的過程中，其實並不存在“我們強行灌輸三觀”這個風險。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這麽做，患者會心生抵觸，注意力就會下降，催眠深度就會驟然變淺，心理干預就進行不下去了。
同樣道理，很多人以為催眠能控制別人，讓別人在無意識中服從所有指令，這其實也是不存在的。
只要涉及被催眠者不願意做的、厭惡的事，催眠深度就會變淺，甚至個體就會從催眠狀態中出來了。
所以，對於這一點，無論是患者、家屬，還是對此感興趣的網友，都不必擔心。
02、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對患者、父母的三觀保持中立
至於心理醫生對於別人的言行舉止，是不是應該完全中立，甚至完全接納？這個問題值得展開講一講。
中國心理學會頒布過“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工作倫理守則”，要求心理工作者不能因來訪者的年齡、性取向等因素而帶有歧視，但並不要求對所有問題都保持中立。
而且，我們採取的是系統化、精準化臨床心理干預，不是主流的心理咨詢/心理治療，本質上有區別，中國心理學會發佈的規範不適用於我們的情況。
總而言之，大眾可能對這方面有誤解，以為心理工作者是無限包容、開放、中立的，仿佛對什麽都能接受。
但其實不是的，對於一些底線的問題，精神心理衛生從業人員仍然是要堅守的。
那就我們而言，對於來訪者的各種三觀和選擇，我們在絕大部分情況下能理性地尊重，即使與我們的不一致。
但有些極端的情況，我們是絕不讓步，更絕不接受。
一個人的三觀是後天形成的，跟基因遺傳沒有關係。
人的三觀會受到原生家庭、學校、社會、互聯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每個人的人生經歷又不同。
所以，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人，互相之間的三觀也會有所不同。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如果患者、家屬跟我們的三觀不一致，比如性取向、性別認同、宗教信仰等等，我們會表示尊重，持中立態度。
只不過，如果我們發現患者某方面的三觀不符合社會主流，比如有同性戀的傾向，甚至想變性（屬於廣義上的三觀）等等，我們會讓他們意識到：
這背後極有可能存在病理性記憶，比如疊加性心理創傷，這會增大心理壓力。
如果他們願意深入到內隱記憶層面中尋找，並進行修復，他們的認知會迅速提升，變得更加理性。
然後，他們可以重新選擇自己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無論他們最後的決定是否符合主流，我們都會表示尊重，也會引導他們的父母給予尊重。
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患者對我們非常信任，他們對這背後的根源也很好奇，所以同意了。
我們進入到他們的內隱記憶層面，找到並修復這背後的病理性記憶之後，他們重新選擇了符合主流的性取向。
但是，也有患者表示拒絕，說這個問題你們不要碰。那我們就不碰，隻處理他們急需解決的精神心理癥狀。
可能有患者認為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問題是天生的，不屬於三觀問題。我們對此也表示理解和尊重，因為我們清楚，這種認知的背後極有可能有病理性記憶。
還有，在對患者父母進行深入的家庭治療時，我們難免會知道一些他們家庭的秘密，比如婚外情等。
我們當然不贊成這種行為，但從精準精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能理解這背後有相關的病理性記憶。
我們對患者父母的態度仍然是中立的，但也會指出這背後隱藏的人格問題和精神心理隱患，希望他們要加強自我反省。
03、對精日分子拒不接受，對外籍華人也會有所區別
不過，對待一類人，我們的態度絕不中立，而是堅決抵制，絕不接診！
那就是精日分子，尤其是祭拜靖國神社的人。
雖然三觀不是天生的，但我們此生是中國人。涉及到民族情感和民族底線時，我們決不妥協。
現在國內其實有一些“精日分子”，別看他們在網上可能趾高氣揚、罵罵咧咧，但其中有很多人在現實生活裡過得非常不如意，有嚴重的情緒癥狀。
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是病人。但因為他們的扭曲三觀，即使他們求診，我們也不會接受。
不僅如此，對於一些被網路曝光的精日分子，我們還會從精準精神心理學的角度撰文抨擊，加入譴責他們的行列。
還有一部分患者群體，我們會有所區別地對待，有條件地接受。
比如對於已經是外籍的華人，我們對他們的選擇表示尊重，某種程度上也理解。
但如果他們來就診，對他們的收費就不是跟國內的患者一視同仁了，而是直接將人民幣符號“￥”換成外匯符號，不折算。
之前有一個已經入籍美國的父親找我們咨詢，說想帶兒子回國找我們進行系統化、精準化的臨床心理干預。
我們告訴他，如果他對我們真的有充分的了解和認可，我們可以安排面診。但收費不折算，按相同數額的美金來收取，相當於比國內大眾的翻了7倍。
這位父親很失望，說對我們的理論和技術真的很認同，但這個費用實在無力承擔。我們也表示遺憾，但堅持這就是我們對待已是外國國籍華人的政策。
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我們這種做法，大家都是同胞，他也沒做什麽傷害民族情感的事，怎麽能區別對待呢？這不是歧視外籍華人嗎？
上面說了，三觀沒有絕對的對錯，只要條件允許，國內大眾都有移民、換國籍的自由。
但是，如果做了這個選擇，就要承擔相應的後果和責任。
現在有很多人移民到西方發達國家後，一開始以為可以享受美好的免費醫療。
結果發現，所謂的“免費醫療”其實要排隊很長的時間，小病都拖成大病了。如果不想排長隊，那只能尋求私立醫療機構，價格又非常昂貴。
很多華人想了個辦法——回國內大醫院的“國際醫療部”看病。
國內有很多大醫院設立了“國際部”或者“國際醫療部”，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提供診療服務。
但現在，“國際醫療部”接診的外國人越來越少，國內的高端人群和回國看病的華人倒是越來越多。
在“國際醫療部”，華人能夠得到比國外“免費醫療”更高效的醫療服務，但花的錢卻比在國外找私立醫院更少。對於他們來說，性價比實在太高了。
對於這種沒事就呆在國外，病了就回國享受祖國醫療福利的行為，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我能夠理解，但我非常不認可。
所以，我們不歧視外籍華人，也不拒絕接診，但是他們也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想來，只能接受我們的規定。
可能有的網友看到這裡，懷疑我們是不是吹牛，“美籍的華人不能找美國的精神科專家、心理專家嗎？用得著回來找你們看病？”
當然，這部分網友們相不相信，這也是他們的選擇。但西方發達國家的實際醫療情況，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麽美好。
除了我上面說的優質醫療資源非常昂貴之外，西方發達國家的精神科專家跟國內主流精神科的，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國內外主流精神醫學都找不到抑郁癥、雙相障礙、精神分裂癥的真正病因，只能從外顯記憶層面理解患者的心理和行為。
國外精神科專家主要的治療方式，仍然是藥物治療和物理治療，而且用藥量很大，華人的體質很可能承受不住。
前不久，國家商務部剛發佈通知，允許外商獨資醫院進入國內。如果外商獨資醫院進入了國內精神心理障礙領域，相信會有不少患者、家屬會前往就診。
可是，他們很快會發現，雖然外資醫院的就診體驗會好一些，但是治療效果與自己的預期還是相差很遠，國際頂級醫療資源也無法對精神心理障礙“藥到病除”。
雖然這令人感到失望，但也有助於患者、家屬、以及國內精神心理從業人員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醫療“祛魅”，恢復理性。
至於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整體比國內的高，但還是難以高效、深入地發現並解決心理根源問題。
而且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要靠深入的交流，雙方最好有基本的共同語言，有比較接近的社會文化背景，否則無可避免會遇到文化衝突，導致效果非常不理想。
所以，很多留學生、華人罹患精神心理障礙後，選擇回國看病。即使有的家庭非常富裕，能支付國外頂尖醫院的診療費，但最後卻發現效果也不好。
我們曾說，我們接診的患者來自五湖四海，國內國外的都有，這真的不是誇張，而是現實。這也折射了國內外主流精神醫學的局限性。
04、三觀無對錯，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說到“三觀”這個話題，我還想展開跟大家聊幾句，希望能讓國內外更多的人及時清醒過來。
以前，我們總說“科學是無國界的”，科學成果可以由全人類分享。甚至有人竟說“科學家是無國界的”。
但自從中美科技戰打響之後，這種美好而天真的三觀碎了一地。
當西方發達國家感到自身地位被威脅時，就會把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學無國界統統拋棄。
最近媒體報導，饒毅前妻、美籍華人科學家吳瑛受到美國政府迫害，最終自殺離世。這個事件震驚了學術界！
吳瑛教授是全球頂尖的分子生物學家，80年代就獲得了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又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
吳瑛，圖片來源於網路
她和著名的生物學家饒毅曾結為夫妻，育有2個孩子。但後來兩人離婚，饒毅選擇了回國，吳瑛則選擇了加入美國國籍。
有的網友指責吳瑛教授不愛國，說她是“高華群體”，甚至罵她遭報應。
其實，從吳瑛教授的公開經歷來說，她並不是典型的“高華分子”。她雖然放棄中國國籍，但從沒有對中國顯露出冷淡和敵對。
相反，她一直擔任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高級顧問研究員，長期通過跨國交流項目，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內的科學發展做貢獻。
有消息猜測，正因如此，所以她才被美國政府惡意審查，剝奪她做科研的權利。
其實對於吳瑛教授的選擇，我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生於60年代，那是中國非常落後、貧窮的時代。
80年代，她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毫不誇張地說，她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當時中國和美國的巨大差距，甚至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如果純粹從科研的角度出發，不考慮民族大義的話，吳瑛教授選擇了當時更加良好、先進的科研環境，希望在科研上取得更大突破，這無可厚非。
而且，她很可能是相信“科學無國界”的，她認為只要自己留在美國，就能夠更快、更多地研究出成果，然後帶回祖國交流，這不也是曲線救國嗎？
吳瑛教授是非常單純、善良的，一心撲在科研上。但她沒有想到中國的崛起那麽快，直接讓美國政府撕下了虛偽的面具，用政治手段干預科研。
吳瑛教授的遭遇令人惋惜，她也確實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代價，承擔了責任。
美國有很多華人科學家已經重新做出了選擇，放棄美國的工作，前往新加坡等對華人更友好的地方。
“國外的月亮比國內圓”已經成為歷史了，現在是國外的月亮還不如國內的圓。
再重申一次，三觀沒有絕對的對錯，每個人都有作出選擇的權利，可一旦選擇了，那就必須為此承擔責任，接受相應的結果。
希望每個人面對三觀、人生分岔路的抉擇時，能更理性地看清趨勢，作出對人生更有意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