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先銀經典點說：榮格與《易經》：共時性原則與預測，榮格準確領會中國傳統文化，與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幫助分不開。
榮格與《易經》：共時性原則與預測，榮格準確領會中國傳統文化，與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幫助分不開。一代心理學大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與《易經》結下了不解之緣。在西方學者中，像榮格這樣理解《易經》並深受其影響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榮格關於《易經》的論述，非常值得心理學和哲學工作者關注。
榮格對《易經》筮法中潛意識調動的解釋
01 同時性原理與《易經》筮法
依據心裡學家榮格(C.G.Jung)所說，占卦所根據的是“共時性原理”，亦即同時發生的事情之間，應該也有相互的關聯。榮格用同時性原理來解釋《易經》筮法，強調在揲蓍起卦的過程中，問卦人的潛意識的調動起重要作用。為什麽你在此時此地想要占卦？為什麽你要問的正好是某個問題？這些看似偶然的狀況，其實可以用一句術語來描述，就是“有意義的偶然”。
潛意識的關鍵作用 我認為“偶然”的事，並非真的偶然，而《易經》占卦正是要解開此一謎題。《易經》明白過去並且察知未來，進而探究現象的細微變化，闡發幽隱的內情。
02 同時性原理與占筮
榮格認為《易經》的筮法與占問過程正是同時性現象的體現。儘管拈取蓍草或拋擲硬幣以起卦的方法，純屬偶然，但是這並不妨礙所得卦爻的涵義，與起卦人主觀所要了解的事件在性質上相契合。
心理與現實的對應 榮格相信，在宇宙大化的漭漭過程中，因果聯繫不過是事物普遍聯繫的一種，此外還有別的聯繫，例如，萬物在連綿不斷的時間之流中並排地進行著，其中有些東西在許多地方基本上同時出現，牠們可能是思想、符號、心理狀態、某個數字、某種物品……等等，儘管性質不同，形態不同，卻有著相合和等價的意義。
榮格認為，同時性現象不屬於因果關係，“但他們之間必定存在著別的某種聯繫”。就是說，同時性現象的出現一定有牠的根源和道理。對此，榮格沒能給出週全的實證性的解釋。然而這些並行的系統畢竟各自獨立，互不相幹，沒有因果聯繫，所以這種等價意義的平行關係隻具有概然性質。上帝在創造單子時已事前規定，令牠們在發展過程中自然地保持一致與同步。這就是所謂的“預定和諧”。這就是說，觀察者只有通過堅定誠信的心念來實現卦與事的契合，此乃“唯一法門”。
03.同氣相求與同時性
《系辭上》也說：“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天象指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本為自然之象，卻能顯示人事的禍福吉兇。聖人力求找到其間的聯繫，從而由天象測人事。但天象現人事吉兇，顯然不屬因果範疇。榮格說得很對，《易經》作者關注的不是因果必然性，而是“同時性”。類似的論述也見於其他一些中國古代文獻。如《中庸》寫道：“至誠之道，可以前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文言·乾》）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系辭上》）漢儒董仲舒也說：“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jiao）然也……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
“同氣相求”“同類相動”這種運動形式實質也就是“感應”。《鹹·彖》說：“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鹹封艮下兌上，艮為剛，兌為柔。這裡所說“二氣”，指由艮兌二卦所代表的剛柔二氣。但即使陰陽剛柔相感，也必須以和諧同氣為前提，否則就不能相感。否卦坤下乾上，示天地陰陽在某些時境塞而不通，閉而不感。《易傳》所說的“感應”，概括的內容很廣。天地萬物，只要氣類相同，則相感應。感應關係是普遍存在的，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一種形式。事物因氣類相同而發生感應，但由於事物自身的性質不同，感應之後所生的結果自然也就不同。天地感應則聚合，聚合而交通，交通而生萬物。聖人以自己的善良、和順、智慧之氣，將萬民心中潛藏本有的同類之氣感召出來，從而天下安泰。這也就是為什麽聖人“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的道理。感應雖然先感後應，但因為是同類相召，相互合作的關係，所以，不屬因果律範疇。榮格揭示的同時性現象，與《易傳》所說的感應關係相通，應該屬於感應關係之列。
在《易傳》的世界圖景中，沒有上帝的“預定和諧”。但是，《易傳》認為天地萬物為太極所生，以陰陽為本，宇宙從根本上是和諧統一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乾·彖》）儘管萬物“各正性命”，但是牠們同由乾道予“正”，因而能夠“保合太和”，相互合作、相互映照，以各種方式，在各種水平上相互溝通。
既然在“同氣相求”的作用下，“天垂象，見吉兇”，“變化雲為，吉事有祥”，那麽由此可以想像，世界萬物的每一次變動，人事的每一次升沈福禍，都必定會有許多與之具有等價意義的另一些事物相伴而生，如果把牠們聯貫起來，則會織成一個變動著的可以相互映照、相互解說的“網路”世界。聖人正是受此啟發而“象之”，“則之”，從而創造出八卦六十四卦和一套占筮的方法。《系辭上》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系辭焉以斷其吉兇，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可見，《易經》六十四卦象及卦爻辭就是一個與宇宙萬物生化具有等價意義的象徵性模型。
為了了解和預知事物的變化，固然可以去尋找和辨識那些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幾祥禎兆，但是既然能夠將萬物的複雜變化模擬成六十四卦，如果再能夠通過誠靜的起卦過程將其激活，使牠依照同氣相求的原理真的“運轉”起來，與現實變化相對應，從而實現“爻象動乎內，吉兇見乎外”，那該多麽方便！
《易傳》認為這完全是可能的，創制《易經》的聖人正是這麽做的。《系辭上》說：“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熟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有事問《易經》，則有問必答。注意：“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這“如響”表明，之所以能夠如實回答所問，不是上帝或其他人格神的恩賜，是依據了“響之應聲”的道理，也就是“同氣相求”“同類相動”的原理。《易經》這部書，就其本身是死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但是經問卦人借助起卦過程的感通，牠就可以“通天下之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關鍵在起卦的過程要能夠感通，才能搖出與所問之事相對應的那一卦那一爻。
《易傳》解釋起卦為“感”，將四十九根蓍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系辭上》）。這些動作都是 “感”的過程。“感”的目的是為了借助“同氣相求”，將可與所問事對照起來的卦爻找出來。所以，表面看起來，即以機械運動、物理運動的觀點看，揲蓍是偶然、隨機的動作，但如果從“氣”的觀點看，起卦並非隨機，亦非“神啟”，而是“同氣相求”的“感應”過程。關於這一過程，《系辭上》說：“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氣的作用無形跡可察，其速度之快無法計數，故稱其為“神”。可見，感和應雖分先後，但幾乎是同時的。
既然揲蓍是一個“感應”過程，因此，不是隨便什麽人，也不是在隨便什麽情況下都能起卦靈驗。問卦人能不能將提問的“意念”聯通自己的“潛意識”，再通過“氣”感應揲蓍過程，通過揲蓍找到與所問事相符的卦爻，是需要一定嚴格條件的。
04.
榮格對《易經》研究的巨大貢獻
榮格的研究背景與興趣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是一位著名的瑞士心理學家，他對於《易經》有著濃厚的興趣，並進行過認真而深入的研究。在他的晚年，他曾經公開宣布，《易經》是偉大中國科學的“標準著作”2。榮格對《易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與中國學者衛禮賢的相識相交的影響。衛禮賢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他曾經幫助榮格翻譯《易經》，並將《易經》的意義介紹給榮格。
榮格對《易經》的貢獻
確立共時性為自然界的普遍法則
榮格通過對中國思想中有關自然界因果及非因果關係的研究，確立了共時性為自然界的普遍法則。共時性是指在時間上沒有因果關係的事件之間發生的同時性現象，這種現象在榮格的心理學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2。
對心理發展過程的理解
榮格對於心理發展過程(自性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思想。他認為，《易經》中的答案具有深刻的意義，這些答案能夠指導人們理解心理發展的過程。
推動心理學的發展
榮格則根本否定了科學只能有一種形態的觀點。他所說的“科學原理完全不同”，是指建立科學理論的思維方法和認識選擇存在根本差異，牠們是產生不同科學形態的基礎與原因。榮格的《易經》研究，對他的心理學發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將《易經》的共時性原理應用到心理學中，提出了關於人類心靈的全新見解。他的研究不僅豐富了他的心理學理論，也為心理學領域開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總之，榮格對《易經》的研究，不僅使他對中國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為他的心理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研究證明了《易經》不僅是古代中國的智慧結晶，也是現代心理學研究的寶貴資源。